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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就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张颐武

 

 

   

   又到了暑期大学毕业的时节,最近一些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人们都会热议毕业生的工作不好找,慨叹这一问题愈演愈烈。今年似乎问题更形严重,大学生的签约率更为低迷,这确实已经是一个年年社会关注的问题。


年轻人找工作难已经是全球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相当严重。但在中国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一方面是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工作的需求仍然相当旺盛,一面却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里的原因当然相当复杂。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都需要人们正视。


首先,中国大学经历了九十年代后期的扩招之后,其规模实际上已经相当大,这对于提升人口素质,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扩招实际上是通过扩大招生名额使原来考不上大学的学生也能够有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现在的高考的竞争性已经相当程度上急剧地降低了,考上大学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现在相对难以进入的门槛变成了“211”或“985”的学校了。我见到相当一些家境较富裕的家长的选择是孩子能考上“211”“985”的大学就在本土读书,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到海外读书。虽然现在的白领工作的规模也扩大了,但其扩大速度显然比不上大学扩招的速度。既然大学生的人数扩大了,但不少用人单位也相应提高了用人的标准,原来有大学学历就可以的,现在往往需要“211”“985”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的学历了。


其次,对于不少用人单位来说现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现在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约束越来越严格。这当然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积极的举措。但却也使得一些用人单位认为既然解除劳动合同的成本越来越高,让不合适自己的单位的人离开不容易,就越来越倾向于减少雇佣新人的比例。这当然是未必合理的现象。用工制度受到了严格的制约是好事,是对于已经工作的劳动者的很好保护。但一些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往往未必和这样的要求相互配合,就反而会形成对于希望进入职场的新人的压力。一些用人单位最近一直在抱怨现在的一些要求缺少适度的灵活性。这些说法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但确实也是一个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相当现实的原因。


再次,虽然就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变化,但不少家长和一般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认识和理解仍然是当年扩展之前相对小规模的精英式的教育,对于大学生往往还是寄托了巨大的期望,希望他们从事白领工作,甚至还是将一家人改变命运的期望寄托在大学生的身上,而大学生本身也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望,但这些期望并没有在现在也面临激烈竞争的职场上体现出来。一些大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有相对很舒适的好工作,但事实上这些工作的数量确实有限。前几年关于大学生是否“普通劳动者”的激烈争论,最近在微博上关于“大学生搬砖”是否可以的争论,其实就是这种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反差的一种真实的反映。


从目前的情况看,现在需要的是多方面想办法共同努力。一是社会和政府需要给大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和工作机会。比如在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新兴公共服务领域如何增加更多的位置,同时更多地增加一些具有灵活性的临时的工作机会,给予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和锻炼的更多机会。二是如何让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和对于用人单位的雇佣信任的积极性的激励的取得更多的平衡,让更多的用人单位有更多雇佣新人的愿望,也需要更多的激励机制的确立。用人单位也应该更加积极地雇佣新人。三是大学生、家人和社会也需要更好地认识当下的现实条件,客观地看到就业的现实,实事求是地找到大学生发挥的空间。当然是首先需要加强自己的竞争力,大学毕业不是成功或获得优裕生活的充分条件,大学毕业生还是要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赢得别人需要。千条万条,能力是最重要的一条。同时,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带来大规模的均等化的“全国化”的进程,中国未来的发展的许多机遇都来自三四线城市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社会,大学生完全可以在那里找到更多的机遇。


中国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到顶,大学毕业生只要自己付出努力,加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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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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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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