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希望良性而平和的变革2013年03月18日 13:25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傅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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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赞同尖锐，有人则不。李开复属于后者。

在近期发布于国外社交网络LinkedIn的一封信中，他评价自己“温和而直率”。彼时，因为发表了质疑人民网[3.45% 资金 研报]即刻搜索的言论，李开复共计拥有5400万粉丝的两个微博账号被禁止发言。

2013年2月25日，“解禁”不久的李开复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禁言”引发的各种猜测，他均以温和态度待之，“这是个独立偶发的事件，不应被过度解读和关联。”他眼中，微博已是中国社会最开放的媒体，其进步空间不在打破限制，而是其他形态媒体的互补。

在过去15年里，李开复已从国际互联网巨头在中国的高管，转身成为帮助创业者加速成长的导师。他在2009年9月辞去Google(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一职后创办创新工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位51岁的华裔计算机科学家，见证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起步与发展，亦对其市场环境和规则有深刻的体察。

不可否认，中国市场在垄断、保护知识产权、透明度上仍存在制衡互联网发展的因素。李开复提到，腐败和民生问题也在阻碍中国社会进步。

推动经济与政治改革，是讨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李开复坦言对此并不乐观，但可以很务实。“我们不妨尽可能选一条最好的路走。”

在他看来，治理腐败和改善生活质量是中国亟待启动的改革，如何撼动既得利益者是当下推进改革的难点。“我们期待务实的领导人和可行的改革方案。”此外，媒体和中产阶级是可以依赖的力量。

微博不同于国外社交媒体

《财经》：近期在微博出现被禁言、个别用户被注销账号等情况，有评论认为中国社交媒体管制更严了。

李开复：确实有不少人认为，微博管制很严，没有推特那么开放。很多外国友人也这么看。我认为，twitter和微博在开放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但对中国网民、中国用户和中国读者来说，谈二者的差别没有太大的意义，短期也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

因为twitter不是一个在中国普遍可用的网站，同时，微博在中国扮演的角色跟国外社交媒体也不一样。在国外，民众对传统媒体的需求、信任都是由百年以上的习惯沿袭下来。社交媒体如twitter和facebook，跟传统媒体在即时性、多元化上有差异，起的还是互补作用。反观中国，微博的作用是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中国能直率、深度讨论时事的传统媒体不多，民众多年积攒了很大的渴望，希望有一个实时、真实、信息多元的媒体。微博填补了这个需求空缺，并且快速地成长，已是最受关注、最吸引眼球——尤其是知识分子眼球——的媒体。

相对于中国传统媒体的开放程度，按照百分制，那微博已达到80分。谈80分怎么到85分或90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怎么能够用好这个被认可和追捧的社交媒体。

其次，我更关注传统媒体何时能有更大的开放度？这时候才好讨论微博和推特有多大的差距。

《财经》：社交媒体确实在中国建立了新的舆论场和表达途径。在你看来，微博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实际的变化？

李开复：微博的出现将政策和民意拉近了。在反腐、争取社会公平等方面，民意都通过微博得以表达，包括对打拐、关注弱势群体等慈善行为的支持，对铁道部票务、新《交通法》中闯黄灯规定等政策的意见和不满，一定程度都释放了出来。不管你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当你看到一条微博被转发了10万次，你可能就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这就给政策带来了反思，是个很大的进步。

在值得关注的事情上，民众的智慧很快通过微博汇集传播。以往重大事件发生时，比如“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传统媒体因为受限会适当少报、不完整地报，或者不报。微博带来了几个新的现象，基本上人人都成为了业余记者，视频照片实时可以传播。人人都成了投票者和编辑，可以转发、评论。

除了政府存在的问题，微博对民间的问题也能带来更多关注。

《财经》：这些变化多来自微博自身的特点，微博的发展需不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环境？

李开复：微博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环境因素是存在的。我觉得，传统媒体是否开放是个关键因素。微博毕竟有缺陷，包括用户不能深度描述一个事件，多数微博作者包括我在内，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无法验证每一个细节。社会需要专业的记者和作家，来做更深度的评论和报道。

更健康的状态是，境内境外的媒体都达到一个开放的状态，和微博有更好的互动。

企业家的责任

《财经》：过去十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面临哪些困境？作为企业家，你对市场环境有何改革愿景？

李开复：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市场环境得到了发展，众多互联网企业的出现就是个证明。但市场里还存在几个挑战，这不完全与政策有关。

互联网企业需要一个更良性的国内二级市场，让投资者有回报，让创业者能够在一个符合21世纪要求的经济环境下上市。目前，国内二级市场不够透明，其上市规则也更多为传统企业设计。互联网企业往往是爆发性成长，有市场的成长度，是不同的商业模式。在国内上市需要跨过盈利年限、排队等门槛。反观全球市场，那些最被认可的互联网企业，都来自自由度比较高的市场，比如美国。

另外，市场对行业巨头缺乏制衡，鼓励创业者的生态环境不理想。在美国，互联网行业出现过微软、谷歌和facebook这样强大的平台型公司，但硅谷却能不断创造出新公司来挑战巨头。中国市场还不存在能够形成这种挑战现象的力量。一方面创业者并不足够强大去冒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创新性不够。

《财经》：为什么创新性不够？

李开复：过去中国的互联网是落后的，所以“山寨”是创业最容易的方法。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动作相对慢，创业者可以通过“山寨”打出一些新天地。

现在一家创业公司如果纯粹“山寨”一个美国网站，其实并没有任何竞争力。最基本的，该公司需要满足本土用户需求，并用迅速迭代执行的方式挖掘新用户需求。但是，最终伟大的创业公司和创业者需要有强大的创新力和巨大的勇气来颠覆环境。另外，投资者不能只考虑规避风险，只关注国外的验证模式，更需要有勇气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项目。最后，中国互联网巨头现在动作更快，还不排除将“山寨”国内小公司作为竞争方向，其行为缺乏必要的制衡，对整个创新机制都有很大的挑战。

《财经》：企业的生存发展，市场环境是一方面，还有市场规则的作用。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市场规则？包括市场机制和法制建设。

李开复：解决这些问题比较困难，市场规则包括几个基本的执行原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垄断的制约、鼓励创新的环境。在今天的中国，短期解决这三点都不是特别容易。

中国政府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愿，但执行起来面临很大挑战。没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取证方面就有难度，还要考虑执法单位的经验、专利局的威信等诸多问题。总之，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决心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

垄断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光在互联网领域，垄断还存在于很多行业，包括能源国企、铁道部、电信运营商等。如果国家要处理垄断，范围不可能只有互联网领域，而是整个市场，这将触碰到更大的困难。所以我对垄断处理不是很乐观，虽然这个很需要。

其实，垄断本身绝不是犯罪，也不是错误。如果经过正当手段获得垄断的市场地位，这是值得自豪的。公司有盈利的需求，一个垄断者是很难回避赚钱的机会。不过，国家要对垄断捆绑进行一些制衡，防止垄断者利用垄断优势进入其他领域，而导致该领域难以良性发展，或创新停滞。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更重视知识产权、垄断等问题，但是也要有长远的眼光，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

《财经》：作为创业导师，你在帮助创业者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如何评价中国对创新的激励机制？

李开复：中国政府在设计吸引创业者回国的机制上，还可以再思考。要能看到，创业者不见得是学校教授，如果要审论文发表数量，不见得能找到合适的；在国家经费审批上，通常做法是由政府部门来评判项目，这不是最理想的。应该由行业专家、产业界投资者或者市场中被证明的先行者来评估甚至引导项目。

从国内的传统孵化器项目看，对创业者提供的更多是办公场所上的支持，而对项目本身没有产生加速效果。创新工场的经验是，创业所面临的挑战一般发生在前12个月，问题包括对产业和战略的误判、人才短板、执行力落差等。孵化器需要提供专家战略并帮助分析趋势，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解决办公场所问题，每个月省下几千元房租。通过高质量的创业辅导，政府可以帮助启动更多的创业。

《财经》：你提到的问题多数都是结构性的，这些问题短期内能否解决你并不乐观。企业家对其生存环境的责任是什么？还是只能被动等待环境变化？

李开复：如果说只是等待环境变化，那就只能看到时间的消逝。企业家的责任一个在务实，另一个在呼吁改革。

前面提到的问题，有几项目前看来是可以解决的：二级市场再不改来不及了，可以做得更透明健康；创新环境方面，政府有很大的承诺，无非把钱用得更好。在我不乐观的问题上，我可以很务实。在垄断方面，我觉得困难很大，所以我短中期不抱任何期望。那我们只能和一些互联网巨头搞好关系，卖几个公司给他们。基于我的假设，我来引导创新工场走一个好的路。

企业家对改革的呼吁，希望制定政策的决策者能更重视。巨大的改革在没有重压时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希望每年都能看到一点进步。

呼吁良性而平和的变革

《财经》：你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过去十余年，你观察到的中国政府有什么变化？包括治理思维、改革意愿等。

李开复：还是从我所处的行业来谈，虽然我有很多顾虑，但实际上，今天中国互联网的状态还是相对不错的。毕竟，一批互联网民企没有面临国企巨鳄的压力，就这么起来了。也有人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还可以再开放。大家可以辩论：这个结果是必然还是偶然的？也可以辩论：政策是否可以更开放。但是毕竟一批互联网民企成功了，互联网普及了，而且也在中国改革进步中起到了作用。

《财经》：跳出互联网行业背景，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个体而言，你认为哪个领域或问题迫切需要启动改革？

李开复：新领导人在十八大后的表态和行动，都给了民众很大的期待。期待最高的可能是反腐和民生。

在反腐上，政府不能只做样子，应该启动制度性改革，不单强调个案。制度就包括司法如何更加独立、机制如何完善等问题。要善用民间举报的力量，平衡社会矛盾，保护举报者等措施。同时，为了避免失控，也应该关注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处理谣言。

民生方面，环境和食品安全也亟待改革，最近的空气问题，过去的食品、药物安全问题，造成了相当大的民间意见。希望看到实质整改，对环境民生的真正决心，不再把GDP当做首要指标。

腐败和民生能处理好的话，我认为民众还是有耐心去等待其他问题的解决。

《财经》：当前中国要推进改革，主要阻力是什么？

李开复：法治建设、公平的市场环境都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区别是处于不同行业的人，对不同领域的改革存在不同的期望。制度的建立和改革是困难的事。

人的本性也决定，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会自然选择优化自己的环境和利益。历史经验来看，基本上有两种社会形态，榨取型社会和包容型社会，二者之差就是制度。榨取型社会是一批人在榨取另一批人，包括靠武力、靠军队、靠权力，经过钱权勾结、垄断资源、剥削贫民。包容型社会则用制度限制权力、公平分配资源、捍卫契约精神、提供自由市场、允许破坏型创造、给人民平等和希望。最关键的历史过程，就是制度促进一个社会转向包容型。但当有一批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又拥有很大权力时，人的本性很难屏蔽利己的诱惑。

历史上榨取型社会走向包容型社会往往有较大动荡的过程，例如美国、法国、西班牙。但是，改革也是可能的，比如说英国就是和平变革的例子。

观察英国的和平改革模式，首先英国本身就是包容型思想的泉源。另外，英国推动了对权力的限制但是也保护了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启动了司法和立法的独立，还有媒体也相对自由，这都是关键的步骤。

《财经》：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政治改革，成功向民主社会转型。在推动社会变革上，台湾经验能否为内地所参考？

李开复：台湾当年有很多偶然因素，包括面积小、“2·28事件”导致反对党出现、国民党的原罪和反思等，汇集后发酵，促成了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在内地还没有这么多条件，但两岸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在我小时候，台湾媒体管得还是很严的，后来却逐步放开了，并在台湾发展过程中起了作用。当然，这个开放如何逐步来做，是个很大的挑战，但确实是相对容易的部分。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要容忍一些尖锐的声音，希望这个言论能促成对传统媒体的开放，让新闻传播相对自由。

《财经》：对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你有何期待？

李开复：我期待务实的领导人和可行的改革方案。我相信不论是在榨取型社会，还是包容型社会，执政者都是希望人民能满意的。当下中国社会里，人们最大的意见集中在反腐和生活品质上，后者包括空气、食品安全，还有房价。

新一届政府应该加大执行力度，而不仅仅停留在表态上。实质性改善民生，达到制度性反腐——这两个能做好，社会就稳定了。其他的改革才有希望顺势而为，包括逐渐开放媒体的言论、培养中产阶级、提供更公平的环境让包括创业者在内的年轻人能够充分竞争。

《财经》：你提到提升衣食住行品质、治理腐败都是存量改革，不涉及制度变化。

李开复：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能再有一定的司法、立法迈向独立，媒体迈向开放，那就是锦上添花了。

如果再希望多一点，那可能是靠两种不能忽视的力量，一种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接触过多元社会形态，同时也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任何政府都会听取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要足够多，除了追求物质之外，开始在乎精神生活。另一种力量就是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互相配合发挥监督的作用。

和平、改革的欲望加上中产阶级和媒体的监督，让良性平和的变革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