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在伤悼饥饿中救赎新生

张颐武

一、

     看完《1942》，内心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有些话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有些泪想流又流不出，这部电影的震撼不是明快的，而正是一种无法理清的“状态”，把你抛到了电影里的那些人物的命运之中，抛到了那种绝对的绝望和无力之中，那种被抛弃的人的命运和战争与秩序的尖锐的对比，那种来自饥饿的“赤裸生命”的挣扎求生和最终的死亡，都让人难以言说，都让人无法明晰其中的意义。这部电影的力量就在于它从历史的叙述中召唤了记忆的存在。让被史书所叙述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人的生命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异常强烈的对照，让我们在其中感受生命的无助和无奈，让我们直接体验到生命的极端的“顽强”和“脆弱”。这部电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却是搅动我们灵魂的真实的生命的体验。它让我们什么都难以说出，但却异常地渴望倾吐。

   在观影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种惶恐，不敢看那些惨痛，但又不得不正视，因为这些普通的中国人的命运和我们息息相关、血肉相连，他们其实是我们共同的先辈，他们的痛苦和我无法脱离。从刘震云的那部小说到冯小刚的这部电影，我似乎连成了一条个人记忆的链条，其中也当然有两部作品间的近二十年的跨度，也有我自己的生命的跨度。二十年前刘震云用史料和他的个人的生活记忆中的过去的真切的回溯写出了《温故1942》，试图在一个世纪末的时刻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和自己的个体生命的来路，而今天冯小刚和刘震云一起把这个风格独特，没有故事线索的小说变成了影像，在新世纪已经十多年之后，试图重新整理、叙述这将近二十年的岁月中国发生了巨变，当时尚未清晰的一切已经呈现出了清晰的形象。而这部电影在当下回首二十世纪中国的惨痛的记忆的时刻，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含义。我们终于可以通过这样的电影伤悼那不堪回首的过往，直面那些无法回避的记忆。

二、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段1942年的新年讲话，这段蒋中正的讲话里充满着现代的民族大义，也充满堂皇的话语。现代国家在反抗外敌入侵的危机中的努力和与国际局势的联系被点明。但这讲话之后，就是一个以老东家为中心的传统的村落在饥饿中的瓦解。由此交代了这部电影的关键的两个线索，一是在河南的大逃荒，一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局势。这两个线索始终交织在电影中形成了对照。

电影的最初的段落的意味深长之处就是饥饿毁灭了传统的秩序。整个村子在饥饿中，老东家还有粮食。这时在后来一直连在一起的两个家庭发生了关联，冯远征演的瞎鹿，一个贫弱却不乏机灵的的老实妻子花枝来借粮，老东家的儿子试图欺负她，却遭到了拒绝。这时众多的饥民包围了村子，冲击了这个仍然通过作为乡绅的老东家维系的秩序，在饥民和村民的混战中老东家的儿子被打死。传统的秩序和农业社会的稳固的生存方式就此彻底瓦解。

两个家庭和所有本地人在赤地千里中一起开始了漫长而似乎永无尽头的大逃荒，电影用字幕标定的离家的天数来确定这逃亡的绝望。从此故乡、土地、亲族、乡绅的权威这些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彻底解体，但现代的秩序又并不接纳这些人，正在严酷战争的现代无暇顾及这些人的命运，他们在似乎永无尽头的逃亡中，面临的就是无法拯救的绝望，这绝望其实并不仅仅来自他人的暴力，而是一种被弃置的绝望。最终这绝望来自饥饿的绝对性。这部电影把饥饿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主角，他吞噬一切，动摇人的基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把人变成无法名状的生命。那一切在逃亡中发生的悲惨的故事其实就是饥饿的绝对性所造成的惨境。两个家庭裹挟在无尽的逃荒的人群中，丧失了一切，直到陆续死去和消失。他们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他们没有家园，没有认同，只有苟活求存的无尽的苦痛。在阿甘本的陈述中，这种“赤裸生命”是不被现代国家承认，丧失了公民身份和法律保障的难民，仅以其生物上的属性归属于人类，他们是牺牲和献祭，成了现代的“主权”和“生命政治”所抛弃的人。而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中，这种“赤裸生命”的绝境还在于被原有的农业社会的传统秩序和现代的国家都抛了出去，没有归宿。这种惨境让宗教也无能为力，张涵予所扮演的教士安西满在绝望中看到的一切让他对于自己的坚信的上帝都产生了疑问。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存在的象征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变成了同样的”赤裸生命“，而爱着老东家有文化的女儿的栓柱又承担起养育花枝的两个孩子，却被日本兵杀死。也是被绝望吞没的”赤裸生命”的归宿。而花枝和星星两个女性被卖走则是凸显了此时此刻的人性的无能为力。这是一幅以死亡为中心绝望的图景。而这些“赤裸生命”和现代国家的联系仅仅是靠着省主席李培基到重庆无望的哀求和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大声的呼吁。在洛阳城下这些垂死之人被拒绝入城，和象征现代的火车载着他们到达潼关之后被枪击驱散，都显示了现代的秩序对于这些“赤裸生命”，这些被视为冗余和无用的生命的无情的拒绝。这一切在这些生命的绝境之中却如此的无能为力。

电影中一面是民族危亡中的国家挣扎求存的战争。在这战争中那些个体被忽略了。另一面是这些”赤裸生命“在自己挣扎求存。两个挣扎求存把人置于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绝境。这其实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的巨大的悲哀，这个国家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面临着民族的危机和失败的痛苦，国家在这样的窘境中无法保护自己的国民，而腐败、混乱和暴力以及饥饿正是这样的状态中的不可逃避的必然，必然地将个体抛入这样的”赤裸生命“的状态。这部电影最大限度地给了我们“赤裸生命”的原态的绝望。这是中国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也是我们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所付出的无尽的苦难的最尖锐和最不容忽略的东西。

三、

饥饿是现代中国常见的主题，这正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走向现代的进程中的痛苦的象征。无数的文学和电影都表现了饥饿在中国的二十世纪的现实的、难以摆脱的存在。这部《1942》正是在这个新世纪，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的匮乏已经终结的时刻，和我们所有人共同伤悼饥饿所带来的苦难和绝望，伤悼中国人变成“赤裸生命”的绝望的时刻。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的主题其实最近以来一直被关切，从《色·戒》到《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到《金陵十三钗》其实都是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的失败和个体成为“赤裸生命”被变为献祭和牺牲的历史的伤悼。这些回溯历史记忆的电影都是在新的历史中缅怀和伤悼。因为没有这种伤悼，这些苦难和牺牲就得不到救赎，这个民族在自己的新生中的变化就似乎还缺少伦理的和价值的基础。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过去，我们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才会有更为明晰的体认，我们才会对于世界和中国有更为深彻的理解。而《1942》用最强烈，也最质朴的方式将这种伤悼表现得异常地让人难以言说，异常地具有巨大的震撼力。

这部电影的救赎是结尾时那有力的最后一笔，老东家失掉了自己的唯一的孙子，也就断了血缘关系的根，他遇见了一个同样流亡的小姑娘，我愿意引用这部电影的不知谁撰写的剧情梗概中的那段叙述，我觉得这段叙述真是比一切文字都更有力量的：

“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

这是一个在绝望中最美好时刻，这个电影里的片段和这段文字一样，充满了一种对于希望的承诺。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在一切血缘关系消逝，传统的一切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而个体的无助和无力被显现的如此现实的时候，一种现代的责任的伦理，一种超出血缘的传统纽带的新的民族认同在这里被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时刻，他们不再是“赤裸生命”的献祭，而是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社群。这就是新生。其实这正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共同的来处，我们正是在这样的相互的纠结关联之中走到今天的。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变局中，似乎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诸多的现实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我们的面对的时候，这部电影用这样一段历史的伤悼，一段新生的救赎给我们一种启示。让我们明白一个民族所需要的历史的记忆，所不能不面对的过往。这一切正是我们的未来所需要的坚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