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经过了近50年的岁月,雷锋的形象仍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无论在日常生活之中,还是在社会对于道德伦理的探讨和关切之中,雷锋都始终是社会的焦点。这说明雷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对于善良和美好的理解的一部分。雷锋的形象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构成中国人的精神和价值构成的基本元素。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和市场化带了的新的社会格局和利益格局让社会经历着复杂的伦理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模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由道德来调节的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新的因素,导致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权利意识和利益的关切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所面对的利益关系和生活形态的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原有的许多观念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的过程还在持续和发展之中。

因此,社会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在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初期的社会中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想象的问题,而现实存在的一些唯利是图、诚信丧失、道德沦丧的案例也往往触目惊心。同时,通过法律契约调节的一些问题和人们通过道德的理解也会发生一些矛盾,引发困扰。如这几年中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家庭财产分割的亲人之间的争议,媒体常常报道的“救人”被牵入赔偿官司的案例等等。情与法,道德与法律,市场经济下的利益追求和人们的精神追求等等方面的困扰都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们的“道德焦虑”。媒体和公众对于当下道德状况也有强烈的不满。这些有关道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群”。而现在个人的“幸福感”和“认同感”所所出现的问题和困扰也来自对于他人的信任和情感与精神需求的缺失。今天的“道德焦虑’在于,好像社会越发展,我们的道德状况却越让人忧虑。

这种“道德焦虑”当然需要新的应对的策略和新的观念的思考。但雷锋精神所具有的基本的内涵则是这个社会所必须倡导和坚守的。社会承认人们的利益诉求的合理性,但仍然需要有更高的精神支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支持个人的发展和成功,但也永远需要奉献、善意和良知的承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造成的变化和冲击,只能让人们更加意识到雷锋的精神的意义和价值。

伴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雷锋的形象的那些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条件密切相关的某些部分已经回归历史,而留在我们心中的是一个“中国好人”的形象,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善良和美好的象征,也是人类共同的美好的情感的象征。对人充满善意,乐于助人,承担责任,对别人的痛苦有高度关切的好人形象,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的,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现在倡导学雷锋其实是把中国的传统美德,那些延续了千年的善良和美好,与现代人对美德和精神境界的追求结合起来的集中表现,雷锋作为一个善良人的形象仍然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中。这既是几十年来的历史积淀的结果,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我们要建构的是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把善意和美好作为基础的社会。人们在这些年的高速的经济成长中其实都已经充分的意识到,仅仅有物质的丰富和欲望的满足,社会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的。而雷锋的“好人”的形象,他的充满了善意和对于他人的关切的品德,其实正是今天的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雷锋所体现的美德,其实正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所必须倡导和坚持的。因此,今天我们对于雷锋这个中国好人的需要,正是对于市场经济社会的美德和善意的需要。

今天我们在继承和发展雷锋的精神的时候,需要更好地内化为新的实践。让雷锋的精神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得到发展,这有两方面的值得关注,一是通过具体的礼节和规则的确立,让一种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理念通过个体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通过教育和倡导使之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模式。这需要的是通过细节的倡导和要求使得正面积极的生活方式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追求,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倡导对于契约和法律的尊重。二是通过社区服务和志愿服务的具体实践,使得人们之间的“守望相助,互相扶持”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让人们通过社区或具体的生活关系感受到生活中的善意。这些都既需要社会、媒体和政府的倡导与推动,也需要公众的自觉意识的确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今天存在的“道德焦虑”。

总之,我们需要将雷锋的精神内化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社会实践,这将是善意和美德生生不息,永远延续的基础,也是中国迈向辉煌未来的基础。

 
话题:



0

推荐

张颐武

张颐武

72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