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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无疑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转折的标志。我的评论贴到此处是为了对于2005年的怀念,也是请大家回头再思超女,从这里开始对于今后文化的走向进行思考。它毫无疑问是未来的一个标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超级女声》--打造中国梦的形象
张颐武
   《超级女声》已经变成了2005年的一个象征,这个湖南卫视的节目毫无疑问象人们所议论的那样是市场导向和商业运作的结果,但它的出现同样毫无疑问地是中国电视史的奇迹,也会深刻地改变中国电视文化的未来,它的意义完全可以和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办和1992年《东方时空》的开播相比拟,它所创造的模式无论如何已经成为这个市场时代媒体发展的最新的、也是最具活力的形态。当"想唱就唱"的歌声响起,当无数的玉米、笔迷、凉粉和盒饭大声呼喊他们的偶像,当种种传闻和议论在网络和纸面媒体中传播,我们会发现中国电视和大众文化的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   有人说万不可高估这个节目的意义。我却以为我们不可以低估这个节目的意义。它对于我们的文化观念,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的冲击是不可低估的,它赋予中国电视的新的要素是不可低估的,它所喻示的新的可能性是不可低估的。
   《超级女声》的价值首先在于一种新的电视互动方式的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发展。这里的关健之处在于它将电视的大众性凸现在了新的平台上。从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王景愚的《吃鸡》开始,大众的观看就开始成为电视的存在的基础,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电视文化。这种电视文化的特点是将电视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观看的关健之物。电视逐渐从对公众的训导和启蒙转向了娱乐和消遣,但这娱乐和消遣却是由原有的精英来承担的,大众仍然将电视看成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明星大腕虽然不是原来的超级精英,却也是身怀绝技、我们难以企及,虽然他们极大地取悦了我们,但他们总比我们高明,总比我们在一个方面要有大长处。过去的精英给我们指引道路,要让我们超越日常生活,现在的明星提供了我们的娱乐和休闲。当年的大众仰望精英,今天的大众崇拜明星。但大众仍然没有机会表现自己,他们也还是沉默的大多数。今天,通过卡拉OK这种已有二十多年的全民唱流行歌的活动,唱歌的活动已经完全普及化了。人们却只有在二三知己中间一显身手,但却没有办法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们的表现的渴望却依然需要更大的出口。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大众对媒体的支配力越来越大,大众对于大众的明星化的期望越来越大,而明星的大众化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潮流。象刀郎、杨臣刚、香香的崛起就是普通人的明星化的标志,而象赵本山、周星驰、高秀敏这样的明星现在已经越来越以模仿大众作为自己的形象的标志。这样的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都为《超级女声》的崛起提供了基础。
孔庆翔的影响力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而且在亚洲卡拉OK向来就流行,从来不乏追捧者。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是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梦想自己就是歌星。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的游戏的确是最好的表露和展现自己的机会,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表达了出来。其实,《超级女声》的好处就是让你自己来表演,让你索性把卡拉OK放在了电视屏幕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而今天的中国人伴随着新的经济成长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这成功的演艺之梦也是新的"中国梦"的一部分。《超级女声 》正好是这种心理的最佳的呈现。敢于上台,不怕露怯,几十秒的瞬间,一群一群地经过台前,正是《超级女声》的大卖点。曾有人对于"民间"的活力极力称赞,其实他所说的那种抽象玄虚的"民间"其实是镜花水月,我们看不到。而在《超级女声》里出现的那些渴望展现自己的人正是活的"民间",正像我们看到的,这"民间"其实就是被大众文化浸润的东西。大家开起口来都是从王菲到孙燕姿,大家也都通过卡拉OK练过一点演唱。于是,《超级女声》大红大紫就是必然的事情。
这里一面有普通人的胜利,随着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脱颖而出的成功。但另一面我们似乎更加渴望看到的是失败。这种失败不是仅仅唱得跑调或忘词,而是一种"不得体"的表现,一种在电视镜头前的难堪和尴尬。我们看到许多真正吸引人的场面都是这种出乖露丑的被动性,我们觉得电视表现的这种普通人的被动性反而比成功更有趣。唱得好的是来炫技,唱不好的也有天真的希望。但天真在这里 变成了一种笨拙和可笑。于是,敢于出头的 勇敢就多少有点不对头了,这种勇敢变得有点过度,变成了不是勇敢地表现自己,而是勇敢地表现了举止的失当和不合适之感。这似乎多少有点过头。但这却意外或意料中地成了节目的最大卖点。随便是谁,只要有梦想就可以试试,理念或许不坏,也有孔庆翔这样的先例,但结果确是变成了"露怯"的大全。在这所谓"海选"之中,有着我们人性的最为真切的流露,也有着我们的感情的最为真切的流露。我们会有感慨,一个女孩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的三十秒,可能就是她一生在大庭广众之中展现自己的唯一的机会。她可能在这一次之后就回归了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但她毕竟有了超级女声的梦想的机会。到了决赛,我们发现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开始将自己的想象和期望投射在选手的身上。他们开始寄托了我们的梦想和希望。他们不再是"代表"自己参赛的了,更像是代表了我们去参赛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互动。他们的胜利变成了我们的胜利,他们的成功变成了我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变成了我们的失败。这里走的更远的是我们的期望和梦想。我们从看"失败"的热闹的"海选"到看"胜利"的"决赛",超女越来越象明星,但他们确实是"我们"的明星,是从我们中间脱颖而出的人。他们没有什么高高在上、不可企及之处,而有的是我们深切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于是《超级女声》成了我们的狂欢节。
 许多纸面媒体都有议论,说最后的几场《超级女声》的大赛越来越象春节联欢晚会了,言下之意似乎有所批评。的确最后的几场确实象精心排演和设计好的联欢会,缺少了剧烈竞争的气氛,也缺少了《超级女声》最为刺激的即兴和随机的乐趣。但《超级女声》产生的冲击太过于强烈了,它的成功太出人意表了,所以最后用大Party的形式庆贺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这就好像前面已经前进了一百步,但后面又退回了五十步。虽然可能还没有达到大家的理想,但毕竟已经实实在在地前进了五十步了。在它的创新还需要整个电视文化慢慢跟上的时候 ,这样的结果已经足以让人感到欣慰。当尘埃落定,《超级女声》的意义我想有两点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
   首先,它的意义在于它最好地发挥了大众的参与。这里"海选"的意义在于它真正实现了任何一个人都有三十秒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想唱就唱。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获得一个均等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这是大众为之着迷的核心,也是二十年来的新的中国梦的最佳的表征。这个中国梦的核心是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力争上游,争取成功的梦想。过去我们仅仅凭着集体的力量争取国家的成功,二十年来,我们也开始强化了个人的力量,希望通过个人的成功的价值的肯定达到对社会的新的结构的创造。中国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个人的奋斗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成为明星,都有机会在三十秒之内展示自己的最美的一面。不管评委的语言多么刻薄,不管自己的表现多么外行,但我们还是狂热地投入其间,陶醉在台上台下,屏上屏下的热切的互动之中。普通人对于《超级女声》的热爱 一面是看到了自己的梦想,一面是看到了许多具有喜剧感的场面。我觉得"超女"们的可贵在于他们坦然地面对成功的同时,也认同规则,坦然地面对失败。这是中国普通人的选择。他们愿意承担竞争和奋斗,那种认为他们被动消极,只有依赖社会和他人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它说明了青少年已经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最大的 主力。《超级女声》最后的 结果是李宇春和周笔畅的成功。有人以为这说明社会潮流走向了一种"中性化"的趣味。其实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青少年趣味主宰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青春期的少年中,受到欢迎的女孩往往就是"酷"和"帅"的,都并不非常女性化。其实现在社会中,女性的"女性化"趋向仍然强烈。但《超级女声》说了算的是短信,真正完全投入,大发短信的主力群体当然是青少年。他们的趣味今天完全决定了"超女"最后走向。这说明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尿不湿一代"对于文化的支配力,他们的代表李宇春和周笔畅在台上,在台上的他们也用短信决定了一切。他们出生在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时代,也已经显示了巨大的消费能力。他们对于文化的影响当然会长久地影响我们文化的未来。今天的这一切需要谨慎的评估和认真地对待。
      1983年,一个叫王景愚的中年专业演员用《吃鸡》的表演逗笑了经历过匮乏的几代中国人,2005年,一个叫李宇春的女孩用无拘无束的歌唱吸引了正在追求新的中国梦的人们。这其实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见证,也是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成长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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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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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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