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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爱情

张颐武

中国电影里的爱情当然是年轻人的喜欢的事情。大家谈恋爱会模仿电影,而电影却又是生活的模仿。最后不知道是我们模仿电影谈恋爱,还是电影模仿我们谈恋爱。电影塑造对于美丽和青春的看法,也塑造我们的谈吐和举止,而我们往往就按照这些看法寻找我们自己的意中人,用这样的谈吐和举止来相互交往。在这一方面电影的影响力好像是最大的。因为时尚的风气就是靠电影来创造,电影明星也是最时髦的人物。一面是银幕上的浪漫,一面是明星的生活激发的想象。这些都为年轻人展开了一个奇幻的世界,一个超出他的日常生活的期望。他自己想在爱情里得到的不正是想在电影里得到的吗?

我还记得一位女士写文章回忆三十年代初的事情,说她当年在武汉看了金焰和女舞星紫罗兰演的电影《银汉双星》,里面金焰和紫罗兰的一段舞蹈迷住了她和她的姐姐。于是两个人居然决定离家出走,到上海去寻找金焰。到了上海之后他们有种种奇遇,这些经历就不必说了,还有一部电影写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但它说明电影的想象是如何激发起一种对于爱情的渴望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电影里的爱情最难忘的似乎是那部歌曲一代代传唱的《冰山上的来客》。七十年代末是个刚刚开放的时代,我们有机会看这部片子时有一种不安的焦虑,因为当时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刚刚发表,爱情这个词刚刚流行起来。而电影里的爱情是和某种严重的危险结合在一起的。真假古兰丹姆造成的危险让我们这些看电影的少年觉得爱情的吸引力似乎就在于它的危险。似乎越是危险就越让我们沉迷。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看到了日本电影《追捕》,高仓健和中野良子在马群中飞驰的形象变成了我们时代爱情的象征。这使得高仓健直到今天对于中国的观众还有这么大的魅力。《千里走单骑》里的他已经垂垂老矣,却仍然让中国人感到强烈的兴趣。

        那时,我们都通过录像看过什么《家在台北》等等的港台的爱情电影,琼瑶当时已经悄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台湾谈恋爱的那一套其实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的梦幻般的东西,一下子变成了我们的最爱。琼瑶电影的吸引力确实不小。它满足的是一种期望获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梦想。小姑娘往往爱上成功人士,变成了成功价值的分享者。这样的梦想在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当然是最受欢迎的。许多人当年都希望嫁给外国人和港台客,就是简单地希望迅速地改变自己和全家的经济地位。这里不仅仅有自己的希望,而且还有全家的期望。革命的的大理想经不住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诱惑,幻灭其实有除魅的功效,让你老老实实地想一点生活的改善,并不是罪过,因为我们穷的毕竟太久了。当年有一部电影《夕照街》讲一个小姑娘抛掉自己爱的小伙子,一心一意嫁港客,却被港客骗了。痛不欲生时还是小伙子帮助她,这类道德的劝谕当然是老掉牙的,但在当时却是中国人实实在在的困扰。当时内地的穷,让一切港客享受了最高的想象。其实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天真确是封闭太久的人的经验。

而我们自己的电影中的表现当然还比较幼稚。一部有名的《甜蜜的事业》里面有男追女跑 的慢镜头,配以时髦的电子音乐。一时传为美谈。到后来这种男追女跑变成了许多电影的时髦。我当时在北大就看到过这样的男追女跑的场面。真是一派天真。还有一部陈佩斯和方舒、刘晓庆演的《瞧这一家子》也是妙趣横生。其中有一段是陈佩斯演的小伙子号称会跳舞,就到方舒和刘晓庆演的女角工作的新华书店教跳舞。但他跳的是文革时代的忠字舞,而不是人们想学的交谊舞,于是大家都走了。方舒一个人留下,和陈佩斯一道离开时发表了一大通关于我们被耽误而变得愚昧的演讲。于是和陈佩斯恋爱上了。这样的场面今天看来多少有点滑稽和荒唐,但那时的天真和热情却也有自己的长处。

今天电影里的爱情好像在讲现实的电影里变成了一种没有意思的滥调,我们好像已经饱经风霜。“性”对于大家 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于是,《十面埋伏》和《无极》的爱情只有在一个奇幻而架空的世界里找到。欲望的满足我们唾手可得,但爱情却变成了奇幻之物。时代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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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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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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