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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伦理的自觉

 

张颐武

   

      最近,一位著名的体育评论员和一家著名媒体之间的争议变成了公众瞩目的热点问题。有关这家媒体是否公正地报道了这位评论员的争议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共的议题。采访记者和被采访者在博客上各说各话,使得事件本身变得难以厘清。记者认为自己客观公正地进行了采访和报道,而被采访者则认为报道并不客观,而且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谴责,有些说法也不很得体。记者当然也不甘示弱,也有尖刻的回应。公众当然对事实没有除了双方之外的客观的资料,难以加以判断。

   

       但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罗生门”并不妨碍博客或者论坛上的众声喧哗,七嘴八舌。大家的意见也就立即变成了两极。拥护被采访者的和拥护采访者的吵成一团。其实大家都难以找到“第三方”的事实作为根据。于是,意见的两极化并不说明事实本身究竟如何,而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在支配大家的看法。喜欢被采访者的人一定认为记者没有公正客观的态度,不喜欢被采访者的一定认为记者的采访其实已经很客观。大家对于采访的态度,其实并不取决于事实的存在,而是取决于他原来的立场和看法。互联网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则让这种没有中间态度的两极化反而被强化了。互联网上的许多争论其实都是如此,事实如何大家似乎并不看重,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往往比事实更重要。事实出现之后,人们往往也愿意从自己理想的方面加以解释。于是,态度往往不可思议地比事实更强,立场往往莫名其妙地比真实有力。信者恒信,疑者恒疑。而争议发生后又没有一个更客观的对于事实的调查和了解,可以提供可资相信的信息的人或者相对超脱的部门也没有提供有关事实的资料。

   

    于是往往是大家以“罗生门”开始,也以“罗生门”结束。最后大家对于问题感到厌倦,又有了新的话题出现,于是事情都在各说各话之中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其实所在多有,它的问题在于这种状况最终让公众采取一种相当虚无的玩世态度来对待争议。大家发现事实只是各说各话,发现观点只是建立在对于事实没有客观的认知的基础上的,其实是让人根本无所适从,发表的意见也总是如同沙上建塔,空中楼阁,了无根据,最后大家只好说这仅仅是“炒作”,甚至怀疑双方在演“双簧”,用争议来吸引公众的眼球。其实这很象寓言中的“狼来了”的效应。喊得很高,其实无法得到客观的支持,就使得问题无法厘清,大家也就没有了兴趣。最后对于双方都不相信,媒体和公众人物的公信力其实是双双受损,事件的结果其实不会有一个赢家。回到这次的事件,被采访者说新闻是炒作,这当然有相当多的过去的经验作为印证,但采访者说自己非常客观,是被采访者害怕真相,其实也有许多过去的经验可以印证。这里的问题当然也会悬置在那里。

   

     但这次的事件终于让那家发表采访记的媒体自身的“职业规范委员会”发表了调查的结果,称报道基本属实,但有瑕疵。这确实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行动。它开始有了“内部调查’并向公众公开的途径,对于澄清事实当然有积极的意义。我觉得这也是媒体自身的自律的表现,显示了传统媒体本身其实有可能更好地对于自身的活动进行反思和监督,也说明媒体为了在公众中获得更大的公信力而进行的必要的努力。这个“职业规范委员会”对于向公众提供比双方当事人更客观和理性的观察,从而使得各说各话的事情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信息来源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似乎也得到了被采访者一方的肯定的表示。事件似乎得到了远比在网上吵成一团理想得多的结局。这样的媒体的自律其实是今天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取得比网上的博客和论坛更强的公信力的最好的表征。这说明传统媒体已经意识到自身的永续发展其实依赖于自己的真实客观,公众的信赖其实是传统媒体存在得根本的基础和优势。传统媒体确实难以象互联网上匿名的帖子之类那样无所限制,但它的长处正在于其”职业规范“的存在。所以,这一委员会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媒体自觉的一个先导,是在伦理领域里建立规范的尝试,虽然调查的程序尚不够清晰,委员会的运作也还未必完全合于理想。但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可贵的尝试。媒体也找到了一个自我监督,建立公信力的新的可能性。

   

        当然这样的”职业规范委员会”的运作可以常态化和规范化,如媒体的“职业规范委员会”接受外界的投诉,并通过必要的程序进行内部调查或进行听证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尝试的。而象行业协会这样的组织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委员会接受投诉和进行必要的调查等等。现在看来从媒体自律再到整个媒体行业的自律其实可以有许多新的途径,这些途径也会对于互联网的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公众对于媒体客观性的期待和希望就会有更多的实现的方式。我们期待这种尝试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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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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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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