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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内外两边

 

张颐武

   

   “海归”还是“本土”,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讨论了许多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但无论如何,“海归”已经从一个时髦的名词变得普普通通,我们见到的“海归”也已经觉得平淡无奇了。连“海带”这个名词也已经流行了一些年。我们见到的有过留学的经验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过去海外经验的神秘性现在已经越来越淡了。

   

       事情其实就是如此,物以稀为贵,多了就渐渐绚烂归于平淡。中国的开放一晃已经近三十年,一批老的海归回国也已经二十年,现在就是没有留学经验的人海外也已经都转过一些地方,多少有了一点经验。国外的大学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都已经心知肚明,激发不起那么大的新奇感了。这样的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现在变成了大家对于“海归”的普遍的看法。当年的狂热的“留学热”现在也变成了仅仅是年轻人的一种出路而已。当年我们谈到“海内”“海外”的差异都觉得是天壤之别,到了今天再看,其实远没有那么遥远。

   

      八十年代的时候谈起海外才真是时髦,有过出国经验的人就可以到处作报告,讲自己的经历就已经够有传奇性了。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北大读本科,我们酷爱听在欧美访问过的人做的报告。他们讲的那些海外奇谈都让我们钦佩得五体投地,觉得实在格外新奇。如说起美国的大超市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美国的农民一家人种的地比我们一个公社的地还要大等等,确实是想象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同屋同学来自乡下,就和我议论为什么美国人一个公社那么大的地只用一家人种,别的人去干什么呢?。这些讨论其实还是相当认真的,没有一点王朔式的玩笑的意味。

   

     还有一次一位驻东欧的新华社记者来讲东欧的情况,据她说东欧的生活水准也远远超过我们这里,她抱怨我们的眼光总在西欧和美国上,其实东欧也是很不错的。她说捷克等地方的人也都有别墅,到了假日就到乡间度假,生活相当优裕。我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当时我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和都是一些留学生的来往。当时我们其实对他们相当真挚,有同学到留学生楼和他们“陪住”都觉得是光荣的事情。我们也会慷慨地拿我们不多的钱请他们吃饭。而学习什么《林格风英语》《新概念英语》《跟我学》之类其实是看别人的文化,好多新奇事我们就是靠这些英文教科书了解的。

   

     一个社会和外部世界隔绝得久了,突然接触了世界,一定会有颇为天真的反应。我记得那时有一篇有关“新时期”大学生生活的小说,就是写一个大学生由于和外国留学生交往而思想发生变化,最后堕落了。这样的故事似乎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至于“港客”,就是当时到内地来 的香港人也都是大家追捧的对象,如一部八十年代初有名的电影《夕照街》就渲染港客在北京胡同里引起的轰动,对于这种现象给予抨击。

   

    上面讲得这些就是那时候格外时髦的我们“走向世界”的观念的表现。当时湖南的钟叔和先生出版过一大套“走向世界”丛书,其实就是晚清时的人们在海外游历的各种游记的汇编。我当时正是狂热读书的时候,那些书都读了。书里晚清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奇观”的陌生、好奇和不可思议的理解都让人觉得非常新鲜。序是钱钟书先生写的,却对这一观念有点调侃的意味:“‘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只好走向这个世界,因为你绝对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那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我觉得钱先生话里有话,但当时也品不出来。

   

     那时候大家对于“留学”海外这种事几乎都是觉得不得了的。偶然有一个两个海外来教书的就觉得格外不得了了。这种对于“海归”的敬仰其实是来自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陌生感。八十年代后期,零零星星有一些新时期以来出国的海归回来。我们都格外热心地期望他们给我们传经送宝。记得现在回忆八十年代的查建英女士当年曾经写过几篇留学生小说,我曾经写过评论,感慨“第三世界”的留学生的经验的复杂。现在想来这小说和评论似乎都还有刚刚接触外部世界的天真之处。虽然都是真的情感和真的思考,却未免显得过于单纯了一些。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初,我们对于“海归”都喜欢说“谢绝国外高薪聘请”,说明了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这些说法当然是真诚的,也有相当的真实性,但却也仅仅是部分的真实。那时国内和国外的收入差距真的很大,这么说自然是有理由的。其实对于“海归”之类的天真的敬仰还是来自于“海内”“海外”的真正的隔膜,以及我们跨越隔膜的渴望。所以“国际接轨’的首要之处是有几位“海归”。“海归”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今天的情况为什么大变,就是由于我们已经没有了隔膜。海的两头已经连在了一起。海那边和海这边几乎常来常往,感觉上也近在咫尺。新奇感、陌生感有点消退。于是海归和本土不得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长处,妆点门面的事情也越来越没有什么可作,中国自己的发展其实已经是最大的门面。于是我再看钱钟书先生的那几句话,越觉得话里有话。

   

       他的话里的意思我们还可以再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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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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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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