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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元年”

   

      2006年的最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的变化可以说是“草根”的崛起。这一年可以说是中国的“草根元年”。这些年来的“草根”崛起的种种迹象在这一年有了一个大爆发式的发展。从年初的郭德纲的轰动、胡戈的“馒头”和《武林外传》开始,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文化事件都离不开“草根”崛起的大背景。这一年的让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的种种混乱和错杂的文化事件都显示了”草根”崛起时刻的喧闹。

   

     无论是”“选秀’的电视热潮,还是《疯狂的石头》激发的热情或是将权威和精英拉下马的强烈的快感的追求,直到将近年底时由张钰和饶颖激起的有关“丑闻”和“潜规则”的 议论,其实都蕴涵着“草根”崛起的强烈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和我们过去谈论的“大众文化”,媒体的影响等等都有所不同。这种冲击力的形成其实正是互联网的崛起的结果,也是各种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结合之后的文化的后果。这里的“草根”的崛起其实通过互联网的高度的互动性和共时性带来的后果。“博客”里个人几乎随心所欲的表达,“跟贴”的近于肆无忌惮的点评,都显示了“草根’的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空气其实已经对于过去的传统媒体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得文化在新的博弈这种正在形成新的结构。

  

    过去我们谈论“大众社会”,常常强调的是一种以电视为中心的“明星”文化对于大众的支配和影响。今天看来,电视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匹敌,但网络里的“博客”“跟贴”却让电视不得不发生变化。互联网和电视等媒体的互动成为了今天的文化景观的中心。传统上所谓沉默的多数的“大众”,今天变成了喧闹的“草根”。一切社会问题都会有他们情绪激烈的发言,众多的明星和精英都要被他们嘲笑和挖苦。那么,‘草根“究竟是什么人呢?其实“草根”并不能和人民大众划上等号。我在一篇名为《“草根”是谁》的文章中,略略申说今天所谓“草根”,不是当年我们理解的群众,而是一个依赖互联网构成的新的、模糊却影响巨大的群体: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后小资”,他们有相当的文化水平,通过互联网和“看碟”已经见多识广却又并不是“高雅”的文艺青年,同时又有在现实中成长不足的苦闷和压抑感,也有朦胧的期望和随时变化的情绪和感觉,有和当年的“小资”相似的情绪和趣味,却远远比当年的小资人数众多和结构复杂。他们是社会中似乎让人感到尚且无足轻重的“小字辈”和“小人物”,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需要让社会知道。这些想法在社会上和职场中往往会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甚至相当幼稚和受到轻视。他们也还仅仅是社会中坚的后备军,体验到市场社会的强大的压力,是所谓“中等收入者”的下层。他们的观念往往有莫名的激进,他们的情绪往往由于在现实中没有出口而变得相当不稳定。对于市场经济有矛盾的态度,一面期望力争上游,一面也期望更多的福利和有更多的平均主义的要求。”

   

      “我们在几乎每个地方都会见到大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阶层,却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对于现实的反应。现在随着互联网文化的普及,这些存在于中国各个地方的这样的人群通过网络形成舆论和共识,小乡镇里的青少年今天其实和大城市里的青少年分享的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许多意见其实相当程度上主导了互联网的走向和我们文化的走向。互联网上的激烈的言论,奇妙的幻想,以及有些并不高级的趣味正是这些“后小资”的趣味和价值的复杂的展现。”

    

      这些说法所描述的“草根”其实既不是我们想象的广大无边的“群众”,也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阶层。但这些人在现实中的沉默和在互联网上的强势构成的反差值得我们高度的关切。他们在现实中的感到压抑和在虚拟世界中的宣泄的反差也确实是社会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网上的“跟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让过去的沉默变成了相当夸张的社会“共识”和舆论。他们其实是所谓“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而不是所有劳动人民的代称,虽然他们往往愿意以所有人民的名义发言。当然今天并不仅仅是他们在上网跟贴发言,但正是他们在网上构成了一种愤懑和焦虑的氛围,其他人虽然也可以在网上发言讲话,但根本不足以形成声势。通过互联网上的博客和跟贴,他们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舆论的走向。2006年正是这些“草根”崛起的“元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2006年在媒体和网络上的许多声音就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主导舆论和文化的“中等收入者”和他们的年轻的后备军之间的论战和分歧。无论是经济学家的被激烈斥责,还是李银河或者钟南山遇到的困扰,无论是余秋雨的“错字”或者是关于教授“工资单”的争议,都显示了草根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文化代表的抨击和不满。这些“草根”和韩寒这样的青少年有天然的联系,但其实比他们年龄稍大,面临着现实中的竞争的严峻压力和上升不足的苦闷。他们对于觉得今天主导社会的“中等收入者”是既得利益者,今天应该为种种问题负责的同时也应该为自己的问题负责。过去“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典范是“成功人士”“精英”。但今天的“草根”却觉得他们得到了一切,而自己的路却颇为艰难。所以这些“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出来彰现自己的存在,对于作为“中等收入者’代表的“精英’非常蔑视和时时加以嘲弄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其实,这也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精英”“大众”的对立和贫富差距的结果。其实真正的底层劳动者并不可能通过网络的跟贴和博客展现自己的,这其实是”中等收入者”和他们的年轻的后备军之间 的冲突,有代际冲突的成分。同时,“草根”也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上的活力和创造性,如郭德纲的被发掘,《疯狂的石头》的想象力的展现等等都是“草根文化”的新的可能性的展开。这些年轻的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的“草根”的崛起才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他们表现的文化创造力和活力应该有高度的肯定。对于他们的“完成不足”的苦闷,现实竞争压力造成的焦虑都值得社会高度的关切,但其中的非理性的和被朱大可称为“哄客”的心态的影响也必须得到正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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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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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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