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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晚”

张颐武

 

     今年的“春晚”已经在人们的议论中和大年夜一道成为了过去。随着大年夜的过去,新的农历年的开始,一切猜测、爆料和建议等等都已经在节目的演出过程中失掉了意义。现在对于网络和纸媒来说,剩下的只有评论了。目前的反应可以说是觉得平淡无奇,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闪光点,但似乎也难说有什么大毛病。所有的方面依然面面俱到,该有的一切都有了,但似乎那最重头的还没有出现,所有人都未必满足,都会有种种批评和建议等等,也会有某种如果我们来作就会如何如何不同的高明人的见解,但其实谁也未必有什么妙手回春的高招。在外边议论其实容易,真的办起来其实就没有这么简单。

     这其实也是许多年以来的情况,并不自今日开始。不可能有辉煌的成功,也不会有什么惨烈的失败。只会有围绕它出现的无穷无尽的议论在弥漫着。但所有这些从半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有关的喧闹和探讨其实仍然说明电视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第一媒体,它对于娱乐的主导仍然是无远弗界的。从对于“春晚”的关切的程度来看,“春晚”仍然是无可置疑的“第一”晚会,具有不可比拟的影响力。网络等新兴媒体虽然有了巨大的成长,但它们似乎仍然具有某种“衍生”的特征。它们好像还是在对电视的评论和爆料等等围绕电视的周边来建立自己的影响力的。电视仍然在生产着网络或者纸媒的“话题”。虽然网络春晚已经有了好几年的历史,也有了一定的名声,但和电视中的中央台的“春晚”比较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现在看来,网络所增加的主要是一种文化民主的氛围,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可以通过博客和论坛自由地发表,它们仍然是有关春晚的“信息”和“评论”之类的东西,还只是一种“衍生物”,还不足以撑起春节这样的大节的热闹氛围,一种具有成为“举国上下”议论的话题的春节文化生活仍然是“春晚”。这个根本的文化结构没有变化的时候,“春晚’的存在就仍然是一种必然,虽然有人议论是否还需要它,但其实正是这些议论其实也是它存在的一种理由。“春晚”仍然是我们的第一焦点,我们在讨论它的成败的时候其实正是讨论它和这个“第一”的规格是否相配。所以,现在的议论并不能改变“春晚”今天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

     从今年的春晚来看,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作为“伴音伴影”的特性已经异常明晰。

     我最近提出的“春晚”的历史其实是由“目不转睛”地观看向一种大年夜的“伴音伴影”转变的观点其实在今年的“春晚”中被很好地印证了。今年的“春晚”的大量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老歌’其实就是它的“伴音”特性的最好的表现。这些老歌由于我们大家都熟悉,也都有许多通过卡拉OK演唱过,所以可以不需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就可以立即了解。这些老歌其实已经变成了大年夜的背景音乐在我们身边响起。我们通过这些老歌所激发的并不是听歌的兴奋,而是一个异常熟悉的环绕背景声的提供。就是一些新歌其实也是一些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调子和词句的组合,它们都不需要我们热切地观看,只需要一些旋律在我们周围回荡。

     而气势宏大,金壁辉煌的舞台和舞蹈更是一种大年夜的“伴影”。这就好像今年那块在“春晚”舞台背后的屏幕,其实里面放的具体是什么对于我们并不重要,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所指和意义。只是如同卡拉OK的屏幕一样是一种点缀,但屏幕本身的出现就是一个有趣的象征,妆点了一种由电子图像渲染的繁华和灿烂。其实在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和春晚的里面的状况相似。我们甚至没有仔细欣赏这些画面。但我们仍然需要这些画面在我们家庭的厅里渲染一种热闹的气氛,填补我们聊天的间歇,充实我们的年夜饭。它其实就是年夜饭的欢声笑语的一种“补充”。所以,如果让我们静静地欣赏歌曲或者舞蹈,我们就完全不必有这么巨大的场面和这么众多的伴舞的人群。这些伴舞其实在仔细的观看和欣赏中是一种干扰,可能妨碍你欣赏歌曲和看歌星的表演。但对于春晚的这些忙着家庭聚会和谈话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场面在厅里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氛围的营造和热烈气氛的渲染。所以这些宏大规模的伴舞等等其实具有的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伴影”的功能。这里的“老歌”和“舞蹈”都凸现了今天春晚结构的必然的状态,也就就是一种“流状”的形态。这种“流”其实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类似水流一般的“伴音伴影”,它们的用处不在于一个个节目的观赏,而在于一种氛围的营造。所以,大家对于节目的不满其实是当然的,因为这种“流状”的节目难以给人任何难忘的印象,但一种即时的热闹的氛围却是在声音和影像的刻意创造的五彩缤纷中被打造出来。那些几乎难以有印象的走马灯式的不知名的歌手和大批的舞蹈演员其实构成的是一个屏幕的背景,在我们家里的厅中流动。而小品或相声也仅仅是这些“流”中的一些漩涡或变化,由于除了赵本山的不可争议的号召力,小品也变成了一种无伤大雅的“语言流”而已。

      另一部分则是“块状”的,也就是“春晚”面对着一种剧烈的“分众化”的趋势进行的安排,也就是让不同群体喜爱的节目在自己的一个“块”里得到展现,这样的“块状”的节目可以让不同的观众在这一特定时间中从家庭的聚会中游离出来,凝神观看电视。如张韶涵和容祖儿的歌就是面对青少年的,它们被安排在一个“块”中,这个“块”出现时,青少年就会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电视屏幕上。而许多戏迷和老人喜欢的京剧也是压缩在一个“块”中,有关民工和外来工子弟的节目也是集中在一个”块“中。这样一些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的节目的用处是对应当下的趣味分化的现实的对策。这些“块”可以让不同的家庭,一个家庭中的不同的成员在某一个时间得到自己比较认同的明星和比较认同的趣味。

       这种“流状”和“块状”的组合是近年“春晚”的常态,今年的“春晚”大家认为的缺少特色,其实就是这种“流状”和“块状”的结构的稳定化的结果。这种稳定化其实是缺少特色的,但也是“春晚”在一种它近年来遇到的关键性的矛盾的展现。这种矛盾是一方面“春晚”二十多年来形成的“全民性”和它面对的观众的趣味的前所未有的“分众化”之间的难以弥合的矛盾。“春晚”的设计是面对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它是总体性的,但现在无论我们从年龄到社会分层的趣味已经极度地难以被总体化了。所以春晚在试图让所有人满意的时候,其实难免让大家都不可能完全满意,或者甚至不满意。这种照顾到所有人的不同趣味的“块”,其实必然不能让大家都完全满意,但目前春晚凝聚我们的共识的功能还依然存在,在趣味方面的众口难调就是它的必然的宿命。它的观众是“全民性”的,但它现在却不可能象“超女”或易中天那样有狂热的“粉丝”;它有最大量的观众,却没有痴迷的观众;它有必然在年三十观看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这其实也是它的弱势。这就是春晚的现状,也是我们的期待和春晚的现实之间的必然的差距。央视还是要求它是全民性的,我们观众也要求它是全民性的,但其实现在“全民”的“大众”其实已经有了复杂的变化。

       这里还是要提到赵本山。今年的节目虽然未必让大家满意,但他的表演的乐趣和对于人性的体察的能力仍然是其他人不可企及的。他可能在这个关于“鸡”的滑稽小品里没有什么超越自己的表现,也还没有达到他的最高水平,但他还是无可置疑的“小品王”,他的举手投足以及宋丹丹的绝妙的配合还是“春晚”的最后的王牌。他们仍然有对于人性的把握力,也还有自己的功力,这些还是春晚的“全民性”的光彩的所在。所以,赵本山还是春晚在“伴音伴影”时代的难得的“目不转睛”的一个“点”。其他小品的更加贫弱的表现其实是说明现在中国的文化中的喜剧性因素已经越来越转移到了以网络为中心的“草根”的话语中了。

      现在看来,其实“春晚”已经不可能再造八十年代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再给它这样的机会了。它不再是年夜饭的大菜,却还是不可缺少的围碟。今年的春晚已经过去,不管我们说什么,到了明年我们还会让它成为我们的“伴音伴影”。,这是我们的人生里不可缺少的点缀。如果没有春晚可以看,甚至没有春晚可以批评,我们会觉得过年多少变得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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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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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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