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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作家?作家明星?
 
张颐武
 
作家的“明星化”作为一个话题,其实并不新鲜。现代的出版业的发展远比影视业要早,作家作为明星出场的情况其实比电影明星还早。作家写的书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之后,难免就有人想知道写书的人。而资本主义的出版业也难免让人来包装书、宣传书。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方大作家在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也如同明星。有书记载王尔德的戏在纽约走红,于是在1882年王尔德被邀赴美宣传,在美国期间王尔德百合花和向日葵不离手,到处演讲,宣扬生活艺术化的原理,所到之处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据记载,“美国报纸当时对王尔德的收入已有大量报道。其中一幅漫画描绘的就是王尔德向观众指指点点,周围插着百合花和向日葵,口袋里装满了美元。”(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64页)这好像就是今天的明星效应一样。可见作家的明星化其实也源远流长。
 
到了今天,最主流的媒体从报纸转向了电子媒体,大众传媒的影响无所不在。而市场化和全球化又把这种传媒的效应放大到了几乎无限的境地。于是所谓作家的“明星化”已经变成了时代的表征。当年的从书里去想象作家,希望知道和了解作家其人其事,现在其实变成了在电视里看到作家之后才知道他原来写过书。无数的访谈节目和众多的话题让作家好像无所不通的真正的“通才”,又好像是有着难言的复杂经历的传奇人物。卖书现在决不仅仅是包装书,而且好像还必须包装人。人和书几乎同等重要,甚至人比书还重要。书里好像总得有那个写书人自己,而且这个人物还得经常出现在媒体里才算数。钱钟书先生曾经放言你吃鸡蛋觉得好,又何必非要看那只下蛋的鸡。这是说作者比书其实无关紧要。有书看就够了。但现在的情形是下蛋的鸡远远比下的蛋要紧,往往是人们没有仔细地看过那只蛋,却只是在议论下蛋的鸡。这正是媒体的作用所在。成为商品的绝不仅仅是书,而且还是作家本人。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作家“明星化”的途径。一种是作家充分地利用媒体来炒作自己,不放弃任何一个给自己树立形象的机会。作家异常主动地迎合和顺应媒体的需求。在媒体中充分表现自己。于是,我们在“作家”的身份上添加诸如“美女”这样的称呼,使得我们的视觉不仅仅停留在一行行的文字之中,而且还得到直接的图像的展现。同时作家参与媒体的运作,不仅仅担任嘉宾,而且还介入整个媒体的运作过程,甚至有时写书的过程也就是电子媒体每天拍摄的过程。作家通过媒体不停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不停地将“高雅”的文人情趣、曼妙的情色诱惑、慷慨的的时政关怀等等展露在我们面前。作家绝不能仅仅在家里“坐”着,而是要时时参与媒体,满足公众对于“作家”的明星角色的需求。
 
这并不是说这些热衷于媒体的作家“媚俗”,公众也不是需要他们特别媚俗,反而需要显示出和电影明星或歌星的区隔,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质和文人的风骨。媒体其实并不要“作家明星”和演艺明星完全一样,反而需要他们非常象作家。能够或者在感情上或是在理智上满足其实文化水准已经不低的“中等收入者”大众的另一面的“高端”的需求。于是作家明星化的角色和其他明星不尽相同,但利用媒体的方式则一。或者是出位的勇气过人,或者是遍游名山大川的风雅,或者当年曾经是流行连载小说的作者,如今却成了中华文化的嫡派传人,或是不上大学的年轻人的狂放和自负的成功,其人各不同,书各不同,但都进入了媒体的视野,成了媒体不停放大的对象。这些状况其实正是媒体的需求和公众的需求的产物,他们在一个“读图时代”里要显示的是书和人的紧密的关系,看书也就看人,看人也就买书。传统的所谓“文如其人”意外地在这里得到了印证。没有人的“明星化”也就难有成功的作家。
 
另外一种作家“明星化”却是一种反向的策略。这些人往往喜欢表达自己拒绝传媒,反抗消费主义的坚定的决心,担心传媒的庸俗会毁灭作家的价值。他们坚定地拒绝传媒,反抗传媒,绝不愿意在媒体里露面,也厌弃“明星化”,觉得自己是敢于反抗时代的英雄。他们或隐居山林,表示自己的超越,或浪游天地,表示自己的高妙。但有趣的是越是这样的激烈和愤懑,越成为传媒追捧的对象,越成为反明星的明星,反媒体的媒体人。这反而使得他们比迎合媒体更时髦,比沉溺于媒体中更有价值。对于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感到平庸和乏味,对于资本主义的刻板的中产阶级趣味感到厌倦的中等收入者,这当然是难得的好选择。他们愿意在夜晚观看有关格瓦拉的戏剧,愿意谈论远离尘嚣的远行。尽管这些丝毫也不妨碍他们仍然是公司里循规蹈矩的白领。当年契柯夫的戏剧的主题是“反庸俗”,今天我们人人都是契柯夫,只是我们是八小时以外的契柯夫。
 
于是,越是表明自己超越明星化,反而越容易明星化。市场营销里其实早就有这一办法,它其实就是所谓的“逆向思维”。越是远离传媒,越是言辞激烈和表达蔑视,却越是受到欢迎。当然,这里的微妙的平衡是饶有兴味的。就像杰姆逊所多次指出的:“乔伊斯和毕加索不仅不再怪异和令人厌恶,甚至已经成为经典,而且现在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相当现实的。同时,在当代艺术的形式和内容里,都鲜有为当代社会所不容的东西。”“即使当代艺术具备以往现代主义那样相同的的形式特征,它也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地位。”“今天商品形式业已统治着所有一切领域,再也没有美学或其他形式的净土了。”(《文化转向》18页,《全球化的文化》73页)大众传媒和市场在选择作家和选择书,也在让作家身不由己地成为明星。
 
当然,这里还有更加直接的情况,就是其他领域的明星自己写作,成为作家。这就不是作家的明星化,而是明星的作家化了。这种情况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的趋势。有名的明星,将出书作为名声的副产品。明星出书其实正好凸现了写作和个人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作家明星的出现是时代的潮流,明星作家也是时代的潮流,他们共同提供了这个时代的奇观。我们当然不可能拒绝这一潮流,因为我们的拒绝可能也会迅速地变成新一波的媒体炒作的对象,可能又创造了新的反明星的“明星”。但我们毕竟还可以反思和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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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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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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