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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性”震撼:早期电影和大片
张颐武
   
   中国电影一百年的纪念在2005年轰轰烈烈地进行过了。无论如何这纪念里有真挚的感情和实实在在的认同。毕竟我们是从过去走过来的,正是那些我们所并不了解的过去其实也参与塑造了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们究竟对于早期中国电影人的努力知道多少,却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似乎还是得回到电影的起点来观察电影本身,作为我们思考中国电影的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参照。我想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电影的“视觉性”的问题。
   
   电影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标志。它所造成的“视觉震惊”其实是“现代性”的重要的基础。所以,早期的中国电影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部分,它所起的作用和新文学有所不同。新文学是用文字让人思考社会,而电影则首先利用“视觉性”让人感到震惊和受到吸引,其着力点其实有所不同。美国学者汉森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用了一个概念叫做“集体感官机制”。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试图揭示电影和文学的不同之处。以视觉为中心的“感官”让人直接和“现代性”遭遇,产生了强烈的来自视觉的对于世界的“放大”和“集中”。这种经验当然是对于刚刚开始告别传统社会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有巨大的作用。让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冲击力有了直截了当的体验和感受。这种主要通过“视觉性”来的经验是文学难以提供的。
   
   其实,中国早期电影的成长时期其实和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成长期是重合的,但早期电影的开拓者们并没有从“新文学”借助力量,而是和当时新文学反对好批判的“鸳鸯蝴蝶派”的民国通俗文学的传统建立了深刻的联系。早期电影的伦理、武侠、言情等等类型,其实都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传统有关。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视觉性”和“文学性”的差异之所在。在文学中被否定的,却在电影里获得了新的可能性。我觉得其实可能在文学的叙述中老套的语言风格,但一旦有了电影的视觉性的支持,就变得非常有力。“视觉性”当然会有新的力量,它提供的直接的关注所造成的变化其实是值得关切的。中国电影的工业存在正是依赖这种来自“视觉性”的力量所建构的。所以,早期电影的“现代性”和早期“新文学”的现代性的差异其实不仅仅和思想水平有关,其实和不同的介质以及不同的功能有关。其实两者有不同的询唤受众的方式:文学依靠激发读者的思考,而电影则依靠视觉的吸引。文学往往对于现代性的“启蒙”大计进行表达,电影则让人在“现代性”日常生活中找到适应变化的可能性,给以观众梦想和抚慰。
  
   这个电影和视觉文化“视觉性”的力量,在我们这些年的电影研究和电影实践中,对之或者重视不够,或者视为一种低级的、引动人的感官满足的庸俗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现在看来,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全面的危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空前剧烈,所以这种“视觉性”对于日常生活的梦想和抚慰难以在这样的民族的悲情中立足,早期电影的传统难以延续也是必然的。所以,左翼电影所强调的也是‘文学性“对于”视觉性“的超越。但电影由于有自己的比文学出版更加工业的运作方式,所以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电影传统也有自己对于“视觉性”的重视。“视觉性‘其实就是让观众看到在银幕之外难以见到的“奇观”,吸引他的目光的关注。诸如《马路天使》这样的电影,其实也对于“视觉性’的感官机制相当关切。但由于这种民族和社会的危机的紧迫性和深刻的民族悲情,电影的“视觉性”被否定或者被看成一种次等的东西也是有自己的深刻的理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自己就写过许多文章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电影对于中国的“奇观’的“视觉性”表现有过批评,认为当时这些民俗电影的“视觉性”其实是迎合西方的观影的感官满足的。这些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之下都是具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很难超出当时的历史去观察问题,但“视觉性”其实是不可忽视的电影的关键的元素之一。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大片”的“视觉性”,现在也往往被批评成为“画面精美,内容空洞”等等。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新的螺旋式上升的一个部分。当年早期中国电影的“视觉性”的“感官机制”是针对本土观众的。而今天的中国“大片’的感官机制则是尝试面对全球观众的。这里的画面的视觉震撼,其实具有面对全球性的”视觉性”的“感官机制”的作用。伴随着中国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国“大片”开始打通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通过这种“视觉性”的震惊给于新的观众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可能让我们的观众面临着新的难题。我们受到的教育和我们的文化的构架都是传统的“现代性’中“文学性”高于“视觉性”的基本共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追求“视觉性”的文化还缺少经验。但同时我们又为这种“视觉性”的“奇观”所吸引。因为在这种奇观中,虽然没有什么我们习惯的社会意义,却有一种我们曾经通过早期电影看到的“视觉性”的震撼体验。这种体验让我们着迷。所以中国式“大片”所面临的一面受到媒体和舆论批判,一面票房成功的状态正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只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告别民族悲情的历史机遇。所以,我觉得中国大片的“视觉性’其实是对于今天全球观众的视觉性的“感官机制”的运作。其意义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但电影的这种“视觉性”的“感官机制’其实可以正面地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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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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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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