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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大片”:从《宝葫芦的秘密》开始

 

张颐武

   

    前些天,我们全家去看新片《宝葫芦的秘密》,看到许多三口之家在电影院售票处排起了长队等待着,还有些是包括祖父祖母在内的全家三代人一起来看电影的。这当然是电影院门前难得的盛况。影院里也是几乎满座。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孩子们的笑声和赞叹声一直充满了整个影院。他们的不加掩饰的快乐说明这部电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看到孩子天真的快乐,确实让我感到其实这个孩子的电影市场是大有可为的。这个暑假确实排出了许许多多孩子的电影,从《宝葫芦的秘密》开始,接着是《变形金刚》,现在又是《哆啦A梦、大雄和恐龙》。这些都已经足够“大片”的标准,但它们却并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针对成年观众的“大片”,而是把目标定在一个为暑假中的孩子服务的电影市场。其实这个市场未必没有可以和成年人观众的市场相比的吸引力,它所吸引的往往是一个三口之家,甚至是三代人的大家庭一起前来观看。这几部电影持续的票房的成功正好证实了这个市场的巨大的潜力。这说明在今天的独生子女和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孩子的消费能力和现实需求确实不可小觑。而《宝葫芦的秘密》的成功更有积极意义。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儿童电影的重大价值,前辈名演员于蓝女士就倡导儿童片不遗余力,也贡献良多,但其实收效并不明显。儿童片仍然没有多少儿童喜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儿童片往往太注重教化的功能,观念仍然停留在比较简单的层面,缺少今天孩子所需要的想象力和真正的乐趣,所以难以获得理想的票房。客观地说,我们的儿童电影和那些好莱坞的儿童大片在许多方面存在相当的差距。而其宣传、发行等方面的环节也存在诸多缺陷,难以让家长和孩子了解电影的特点,也就很难让他们产生兴趣。 

  

    而这次《宝葫芦的秘密》确实受到了孩子的真诚的欢迎,也可以和其他海外大片一争短长,确实是一个极好的开端。《宝葫芦的秘密》可以说是全球合作的结果,狄士尼公司和中影集团共同投资,由香港先涛公司制作的。这部五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名著在这样的新的全球合作中化为了全新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原著是大作家张天翼后期的作品,在1957年1-4期《人民文学》上发表后就引起轰动,曾经让好几代人喜爱。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部作品,那还是文革的后期,那本书也是没了封面,被翻得起了角的旧书,但我也一下子被迷住了。当时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宝葫芦无所不能地提供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超能力确实有强烈的吸引力。王葆的奇遇确实有它的魅力,而最后结尾时的教育主题当然让我觉得是必然的和无可争议的,但还是觉得有些惆怅。宝葫芦也说不上是什么大奸大恶,最后却被过于简单地作为罪人否定,这还是打着一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那时就觉得有点困惑。今天的改编却把这个来自本土的过去的故事普遍化了,改编让这部作品更加适应儿童的心理和感觉。它把视觉的奇异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至,让我们看到了比小说更丰富的内容和更为奇幻的形象,把简单的教化性转化为一种新的丰富的内容。同时,将王葆和宝葫芦的关系复杂化了,既表现了宝葫芦的物质满足的明显缺陷,又表现了他和宝葫芦之间复杂的感情联系。这就显示了更为注重娱乐和教化的平衡,更为注重电影的趣味和快乐的满足。一方面无论在感觉上,也在观念上适应当下儿童的趣味。另一方面也没有将儿童的愿望和想象简单化,而是表现了更丰富的情感。这样的全球合作毫无疑问既活化了经典,又提供了新的想象的空间。

   

    这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本土化的新的经验,也就是通过国际性的合作,将本土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今天的新的文化产品。没有跨国的运作,就难以适应新的丰裕时代的儿童的兴趣;没有经典的内容,也难以适应社会的主流要求。《宝葫芦的秘密》正是抓住了孩子心理和成功地进行了全球本土化的努力。这正是文化新的活力的表征。而这次的宣传、发行也非常到位,不仅在电视的少儿频道投放广告,而且许多孩子看的动画书上也做了适时的宣传。这些必须有雄厚的资金的支持和成熟的创意才可能实现。

  

   这次暑期的给孩子看的电影所表现的活力,说明儿童大片一旦找到了暑假这样难得的档期,而且有了国际的合作和全球本土化的意识,完全可以抓住今天的孩子,也会有自己新的机会。这里需要的是开放的精神和明智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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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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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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