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接连报道了一些慈善帮助活动中，被帮助者和帮助者之间产生矛盾，双方互相指责的事件。如仅仅是给受助者作手术的资助，却在手术成功后被受助者作为自己的钱拿回家了。还有捐助贫困学生的上研究生的学费却被用来作为退学做生意的资金等等。本来是一个人有困难，大家帮助的两全其美的好事，却闹得一翻两瞪眼，大家都向媒体放话，在互联网上各执一词。好事最后有点煞风景。

   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各有说法，外人也难以分辨真相。但大体是助人者觉得被帮助者将善款挪作他用，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善心。而被助者觉得帮助者有点多管闲事，干预自己的生活，认为既然给我帮助就不应该附加什么条件，这些钱既然捐给我就应该由我支配。这样双方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这样的事情不断爆出，其实对于参与捐助的人和需要受到捐助的人都有伤害，对于中国刚刚起步不太久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不是正面的信息。
   

    这样的事件当然给我们一些可以继续思考的空间。这些捐助活动往往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往往是网上出现了一个感人的帖子，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不少网友就自发地行动起来，往往由一个热心人发起，大家就捐了不少钱。也有在纸媒报道后出现的类似的自发性的捐款。公众的热情当然是让人感动的。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关切。一是其捐助金的管理和捐助的具体的事项也往往并不明确。二是对于这些善款难以有一定的程序加以监管。本来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捐助的款项，却被受助者当成了一种无条件的赠与个人的资金。捐助者的本意往往是“救急不救穷”，是希望通过对于受助者的具体的“事件”的救助，通过让受助者过了这个过不去的“坎”，能够成功进入社会，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赠与。但由于可能是理解的不同，也可能是双方的思考方式不尽相同而产生了矛盾。受助者认为既然帮助就“帮人帮到底”，这些钱就是赠与，而助人者可能认为天下还有许许多多面对急难的人，一个人自己越过捐助者的本意随意使用捐助并不合适。
   

    这样的问题的发生说明我们慈善公益的渠道还不畅通，而对于这些活动的监管也难以实施。往往有人指责国人对于慈善事业热心不够，但这样的情况却又让热心人往往觉得自己的热心没有得到合适的反应。这些本来热心公益，希望通过自己的捐助对人有所帮助的人不免寒心，而受助者也会由于这样的行为引起争议而受到困扰。这里的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我们的慈善活动的运作并不规范，这些活动有太强烈的自发性，没有通过中介组织如基金会加以运作。其实基金会的运作有专门人才来管理，捐助者的目的会明确化，捐助的项目会得到比较好的管理。这其实会比自发性的行为更为理性和更为有效，会让这样的争议消弭。但这里一方面需要对于基金会进行严格的监管，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理解基金会的运作是需要成本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是需要合理的工资的。如何将公众的自发的热情变成一种更具操作性的运作，可以说是技术层面上亟待加强的问题。
   

   当然，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这里更需要的是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互相理解。这其实需要双方的相互认知的贴近。一方面捐助者应该不求感谢，把捐助看成自己回馈整个社会的一种行为。正是由于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人，所以这种行为本身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个人的，而是通过帮助一个个的个人让社会更为和谐。另一方面，也需要被捐助者时时怀有对于社会的感恩和回馈的心，在自己被帮助后努力奋发，自强不息，从而回馈社会，为社会做贡献。捐助者不应该觉得捐助是一种施舍，被捐助者也不应该觉得捐助就仅仅是一些意外之财。
   

    这里同时也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过去的一些观念。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有些人常常以为贫穷就是一种美德。如四人帮就提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见解，其实这是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曲解。正如富有不是一种美德一样，贫穷也不是一种美德。美德并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个人的贫富划分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于这一点有非常清晰的阐述。所以对于困难中的人要真诚地进行帮助，也要激励他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社会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每一个丧失了能力的人生活得快乐无忧，但社会也要要求每一个有能力的个人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社会才会更美好。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不正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发挥自己的能力的结果吗？所以，我们需要在帮助和激励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对于面临困难的人我们需要最真诚的帮助的同时，也需要最坦诚的激励。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的辉煌的“中国梦”才会变成现实。我以为，这也是捐助者和被捐助者的共同的真实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