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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情色”观:需要新的认识和新的共识

 

张颐武

 

   “该不该解禁《花花公子》?”这个热门话题在环球网(www.huanqiu.com)出现后,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网友激烈讨论,正、反两方投票数更是呈胶着状态交替上升。尽管中国奥组委相关部门已出面澄清,称没听说在奥运期间要在中国解禁《花花公子》,但这里的《花花公子》,其实在公众看来已经超出了杂志本身,而是成了一种与“性”或“情色文化”的表征相关的文化象征性符号。这次讨论表明中国公众面对“情色”文化时的态度,仍然相当复杂和相当矛盾。说明中国公众和媒体在面对“情色”文化时的态度仍然相当复杂和相当矛盾,说明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

 

    这里的《花花公子》杂志,其实已经超出了这一杂志本身,而是作为一种与“性”或“情色文化”的表征相关的文化的象征性的符号被一般公众理解的。其实讨论的关键在于社会如何把握在“性”的文化表现的尺度和界限的问题。在一般网友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两种相当极端的意见处于尖锐地对立之中,找不到走向共识的合适的“点”。一部分人将《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视为洪水猛兽,视为中国面临“道德沦丧”的冲击的表征。一旦解禁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解禁”视为一种开放进程的必然,视为一种社会进步的过程的一部分。一部分人认为这会造成社会的道德危机,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视为进步和对于人性的理解,反而有助于社会和道德的发展和进步。但可能两者都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和盲点。事实上,两方面都难以超越一种“泛道德化”的视角。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如何超出这样的视角对于这个问题有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认识。这里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也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谨慎和更多的耐心。

 

    实际上,“性”表现的尺度和界限,历来就是一个在世界各国和人类的整个历史中存在着争议和矛盾的问题。这其实来自两个方面的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性”当然是人类生活中相当重要也相当关键的一部分,它涉及到人类的繁衍和发展,也涉及到生活的健康和满足等许多方面。这其实是难以完全回避和简单视为禁忌的。对于“性’问题的表达也是表达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往往也是难以避免的。对于这一点有客观的认识是相当重要的。另一方面,“性”又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它涉及道德和文化传统,也涉及青少年的保护和人类价值的提升等问题。“性”的文化的肆意泛滥显然会对社会造成损害,对其加以限制和管理也是完全正当和合理的。这里所面临的困难在于这两者如何取得一种必要的平衡。历史已经证明,过分地放纵和过分地压抑都会对于人类的生活造成相当的损害。一方面,会出现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被禁这样的事件,在事后被证明是过分的管制对于艺术表达的自由构成了伤害。另一方面,也有像“性革命”的过度的放纵导致的家庭的危机和社会的困境,也对于人类的道德形成了伤害。同时,这一问题的尺度和界限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程度和承受力。一方面总会有人对于尺度和界限有所质疑,另一方面,公众的“共识”的取得仍然是这一问题上的公共政策和道德理解发生变化的关键。

 

    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下,问题其实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使得有关这一问题的知识更加丰富。价值也进一步复杂化了。大量的有关的信息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尺度已经有了更多的宽容。另一方面,现实的状况也引发了争议和分歧。而有关这一方面的法规和政策的完善和系统化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如对于《色·戒》的删节引发的争议和有关电影“分级制”的讨论等都在期待新的解决方案。从目前来看,公众对于这一问题还没有形成新的共识。解禁像《花花公子》这样的杂志还难以有普遍的共识,也就会形成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而一种“泛道德化”的媒体和网络中的讨论方式往往诉诸感情和情绪,也使得舆论更加分歧而难以达成共识。

 

    同时,中国公众往往对于‘性’的问题采取一种“二元化”的态度来理解也增加了问题的处理的难度。这种“二元化”体现一种矛盾的现状之中。一方面,在公开场合或者公共领域中,公众对于“性”问题加以严格限制的要求往往相当强烈,而以极高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一问题往往是舆论的主流。媒体和社会时时有严厉抨击的言论,使公共政策的走向受到影响,难以进行面对现实的运作。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在私人领域里和非正式场合对于这一问题往往采取一种甚至相对西方来说也过于“放任”的态度。如相当普遍存在的酒桌上的“黄笑话”或手机的“黄段子”的普泛化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却缺乏必要的限制。使得对于青少年的这方面的保护也缺少相应的手段。这又有实事求是地进行管理和完善法律法规的需要。但“二元性”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化其实让“共识”更加难以达成,而理性而客观的认识也难以成为舆论的主流。往往不是严禁就是放任,不是过分严厉就是过度宽松,无法找到合适的尺度和界限。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面对这样的两难,需要谨慎和耐心的选择。首先,媒体和舆论应该让公众了解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关于世界各国有关这一问题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走向,避免简单的“泛道德化”的讨论。我们既要体认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同时也是涉及人性的复杂性的一个“技术”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其次,则需要更加理性和客观地讨论这一问题的空间。这就需要专家的严谨的研究和调查被公众了解,也需要公众平和理性的认识的出现。所以,加强教育和普及知识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关于《花花公子》解禁的讨论启示我们,社会对于“性’的问题必须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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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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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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