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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而平和地面对

 

张颐武

 

    最近,一些西方媒体和人士对于中国奥运会开始了一轮的指责。一方面渲染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于中国的内部事务横加指责。另一方面,则将其实和中国无关的达尔富尔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横加指责。他们将奥运会这个人类共同的盛会和政治问题挂钩,在媒体中形成了一股风潮。虽然对于北京奥运的大局没有损害,但这种状况也应该引起了人们的关切和思考。

 

    我以为,这样的状况的存在其实是 西方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念,他们跟不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对中国抱有许多偏见和成见。他们在思想上仍然停留在冷战的思维模式之中,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存在严重的对立,用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的事务,同时对于中国今天的发展和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感到不能接受。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是过时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这些人的思维其实有两个基点:

 

    一是他们其实是用过去的简单化的冷战思维来观察世界的现实,所以其结论当然不可能客观。在他们想象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压抑和封闭的社会。同时也仍然是封闭于世界之外的力量。他们往往刻意地强化和渲染意识形态的差异,用敌意和恶意来看待中国,仍然把中国视为一个和世界隔绝的“他者”来看待。这可以说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的遗留。

 

   二是他们对于中国今天的高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变化感到忧虑和不理解。正是由于中国今天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他们的不安反而加深。过去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和他们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被隔绝在世界之外的地域,可以不加理喻。中国作为一种绝对的“他者”和他们距离遥远,不可能和他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联系。但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参与全球化的深度还是其份量都不可和过去同日而语。中国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而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深深卷入了世界上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现实而具体的存在。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用的产品,还是 经济活动或者人的流动中,中国都是实实在在,无法轻易忽略不见的,这反而引起了一些人的焦虑和不安。他们往往会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和不着边际的指责。他们就会认为,既然你发展了,就要和我一点差别都没有,就要用和我完全一样的思维去理解和思考世界,就要和我一样去行事,甚至我做不到的,也要要求你去做。

 

  今天所出现的这种对于中国的指责,其实是这两种心态叠加的结果。其实这两种心态互相作用,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固定的思维模式。越是停留在冷战的思维中就越是对于中国的影响不能接受,越是对于中国的发展不能接受就越是要停留在冷战的思维中不能自拨。 他们有了这种思维,就会去刻意寻找、强化和扩大与中国的不同,极力渲染这些有些必然会存在的差异和必然出现的问题。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人如果做出类似的行为可能会被看作失礼,但是如果对中国这么做,却会得到喝彩,被当成“英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有人拿政治问题来做文章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短期内很难消除。这些人的想法当然有其偏见,但主要还是对于中国的现实和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的不了解和不适应,用过时的视野看待世界形成的问题。

 

    这样的鼓噪其实是一个双面刃,他们在试图伤害中国的同时,其实也在伤害自己。奥运会是人类共同的体育盛典,是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人类的共同的价值的体现。伤害奥运,羞辱中国的事情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共同的价值的伤害。奥运会开不好,其实不是让中国难堪,而是让世界上的普通人一起失望。所以,奥运的成功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愿望,而且也是全世界的愿望。

  

   对此中国应该有更加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与这些人交流。中国必须迅速且大量地对中国的做法与国际惯例的一致性做出更多客观的说明。而且还要用事实说话,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多做客观介绍,同时也客观地看到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同时也要扩大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对话,让世界理解差异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财富,“和而不同”其实才是沟通的正道。这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的效力就会十分有限。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现实足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自信和平和。

 

   中国现在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的状况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随着中国的发展,相信这种偏见会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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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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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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