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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源祥“广告争议”平议

 

张颐武

 

   “恒源祥”的生肖广告一出,舆论哗然,指责者甚众。大家似乎都觉得不堪忍受,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议和分歧也凸显了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这样的广告的出现并不是第一次,曾经的“发羊财”广告就曾经引起过批评和争议。这次的生肖广告的“硬”营销的单调和生硬,再度引发了媒体的诟病。从法律上看,这个广告显然没有什么越轨之处,从道德上看,也未必就违反了公序良俗。从各方面衡量,这个广告固然不能说高明,但也还勉强算的上无伤大雅。说它多么恶劣也谈不上,只是在时时考验我们的承受力,让我们感到厌烦而已。有些人呼吁政府的干预,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政府如果连广告是否用“生肖”来让人们感到不悦都要干预,也太过于忙碌,而且让我们感到厌烦也是一种自由心证,没有什么硬标准。其实,政府的管理,只能是提出最低标准的要求,很难做出最高标准的判断。如果每个广告是否让每个人感到满意和欣赏都要由政府统一要求,当然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在这方面可能还需要谨慎从事为宜。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大家不喜欢就可以立即换台不看,虽然广告的播出权在电视台,我们难以制约,但遥控器却在我们手里,可以转瞬就脱离苦海,毕竟不是当年媒体很少,全国都唱“样板戏”的时代,选择还是有的,不接受这样无趣和乏味的信息其实也是马上就办得到的。但问题的麻烦却在于,我们一方面对于这样的生硬的广告感到趣味不高,创意缺乏,感觉没有意思。但另一方面,却又是难以自制地注意它,把它变成了舆论的焦点和关切的中心,反而让我们不得不看个究竟。它反而成了近年最引起关注的广告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创意和想法都比它强许多倍的广告都湮灭在了电视的“流程”之中,再也激不起一点涟漪,听不到一点回应。但这个乏味的广告却能够脱颖而出,让人们在报纸上和网络上争议许久。越是大家一致地说这个广告惹人厌倦,它却越是引人瞩目,引发一波波的对于企业和品牌的关注。

 

    大家都说它没有美誉度,只有关注度,所以宣传方式是不高明的。但其实连关注度都没有,美誉度从何谈起。而不幸的是,多数的广告最后就是连关注度都谈不上。市场社会是一个商品膨胀的社会,消费品的可选择性无限增大,关注度就已经很不易创出,更何况是美誉度?而且大家现在对于营销广告之类的熟悉程度其实已经很高,对于各种创意其实也都已经耳熟能详,不会轻易天真地惊喜起来,立即就去购买。那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看得见的。当年找个明星代言,我们就真的相信明星就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宣传自己是时尚的产品,大家就真的以为这东西引领潮流。今天的消费者其实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不容易轻易打发了。打广告的就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绝妙的创意,在几十个电视台每天巨量的节目中也听不到一点声息。所以,利用我们的人性的弱点,用让我们厌烦来引起我们的注意,也是被市场逼出的选择。其实这大概未必全是“拙劣”,反而是一种“高明”。但这反向的诱惑其实就是激发我们的厌烦。先打出了知名度,自然就有机会再建立美誉度。可口可乐不可能用这样的手法,因为它太大,知名度太高。而恒源祥的产品,和其他厂商类同性很高,引人瞩目的几率很低,所以,这手法可以说是一举成名。报载有80%的人在接受调查时表示,看了这个广告也绝不会买恒源祥的产品,可这其中一定有很多人原来根本就不知道恒源祥,也谈不上买不买。

 

    其实,广告都是在利用我们弱点,诱惑我们购买。不论是好创意还是坏创意,都是要引起我们注意。大家都说好的,往往不是天才的妙想,让所有人都叹服,就是四平八稳,大家都可以接受而已。其实多数大家叫好的创意往往还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其实未必是最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作文或者选美比赛里,往往第一名未必是最有实力的。因为这和体育比赛不同,作用的是人的心理而不是实打实的比赛成绩。但反过来,让所有人都讨厌,激发反感其实也不容易。恒源祥的广告其实是一种对于我们的强刺激,当然肯定不是赏心悦目,但影响还是靠着反感建立起来了。只要产品还货真价实,企业其实就还会理直气壮。

 

    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除了 思考企业的责任和企业的自律之外,这广告其实是让我们反思自身,正是我们自己在厌烦的同时不断地表达我们的厌烦,才让它变得如此著名,让我们不得不厌烦下去。大家都知道不好,却还是会一哄而起。虽然都知道不合适,却还是趋之若鹜。越是大家说无聊,就越是难免感到兴趣。张爱玲曾经说过她的经验:某种无聊的连载小说,一面让她和同好每天大骂,一面却还是情不自禁地看。她说,那种无聊的小说“有一种最不耐烦的吸引力”。这次的广告大概也有这样的作用。其实有时候,不理不睬比起群情激愤更能让这样的广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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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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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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