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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的反思

 

张颐武

 

 

    最近,我参加了由红豆集团举办的一个有关“主流生活方式”的论坛。这个由企业发起的论坛把有关中国的生活方式的讨论再度推向了社会的前沿。如何生活,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论坛中大家都认为一种平实、朴素、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一种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活方式才会让人体味到人生的真谛,也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流。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理想,也是世界的潮流所在。这样的讨论其实给了我们新的启发,也让会让我们意识到“生活方式”问题在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生活方式”的问题的提出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这其实是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的生活形态的发展。在这三十年的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告别贫苦,需求新的繁荣,要的是从一个匮乏的社会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所着眼的是生活的直接的物质的改善,对于这种改善的强烈的渴望正是这个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过去住筒子楼,就梦想未来有好的住房条件,过去生活条件简单,大家就希望有更富裕的生活。计划经济时代往往是将个人的消费压到了最低的限度。这当然在一个“一穷二白”时代,为了国家的发展,人们都付出了代价,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有其相当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对于今天也还有自己的意义。但毕竟生活的改善过于缓慢,也会让社会缺少活力和激励机制,难以获得更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由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人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巨大的改善。在这种改善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的社会一方面在努力追求发展。追求繁荣的意志和愿望一直是我们奋斗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望和对于一种合理合宜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也是这个社会发展宝贵的动力。这两者始终在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之中。应该说,避免经济发展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负面的影响其实一直是中国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始终引起社会关切的问题,并没有像今天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被忽略。

 

   在八十年代的早期,人们就已经提出了“富起来之后该怎样”的问题。如当时一位作家写了小说《黑娃照相》,就是讲富起来的农民到了集镇之中,不是仅仅期望购买东西,而是在照相摊上照了一张相,显示出富起来的农民也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的追求。而当时一部流行的电影《迷人的乐队》,就表现了富起来的农民通过建立一个管乐队来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的努力。虽然当时的“富裕”还处在较低的层次上,对于更好“生活方式”的追求也还相对简单,但对于丰富精神生活和平实朴素的生活形态的追求始终在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在九十年代直到新世纪的中国发展的进程中,这种价值也一直在成为人们探讨和追求的目标。

 

   这说明一种超越简单的物质层面的追求,一种更丰富和更完美的人生的展开其实从来没有脱离中国人的视野。但是,毕竟我们社会告别贫困、追求发展的努力还尚未结出丰满的果实,物质的丰富也还远未达到较高的水平,所以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有了相当的认识,但还缺少一点切肤的感受。而西方工业化进程所暴露的问题,诸如环境的问题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问题等等都已经为中国人提供了借鉴和参照,我们也注意和警觉了这些问题的后果,从八十年代开始对于这些经验教训的反思和关切也一直延续至今。但毕竟自身的体会还不够深入,还难以有更加直接的感受和体验来支撑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社会在发展并没有完全忽视生活方式问题和环境问题,只是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发展的强烈的要求,以及急功近利的倾向,使得“生活方式”的问题,如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消费快感等问题还是在中国有了相当充分的展现 。往往出现了我们越是讨论这些问题,而实际生活中这些问题却越是严重的状况。

 

   由此可见。这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探讨,其实是需要有更加充分的历史条件的支撑的,只有有了这种支撑,人们的认识才会达到新的高度。只有物质条件更好了,社会更繁荣了,消费的可能性更大了,才会为一种精神、一种具有理想性和超越性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上看,今天提出一种平实朴素的“主流生活方式”的追求,其实正是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和发展的结果。由企业和公众来倡导这种以平实朴素为先的“主流生活方式’其实正是社会发展的新的趋向和中国人的新的文化自觉的表征。这种平实朴素不是贫困所导致的困窘和匮乏,而是将精神和物质、理智和情感、发展追求和人文情怀的结合和平衡的结果。我们当然要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我们所要的却不仅仅如此,我们还需要有更丰富的精神,有更丰满的人生,有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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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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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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