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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年轻人的“沟通能力”

 

张颐武

 

   最近,不少媒体报道了一些年轻人和他人沟通的意愿不足,能力低下,整天闭锁在家中,依赖网络,生活处于极度自我封闭的状况。人们借用日本的“御宅族”的说法,将他们称为“宅男宅女”。这种生活其实就是整天闭锁在家中和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对于外部的现实世界没有兴趣,也就没有现实中的朋友,没有个人的交往的圈子,也就没有了和他人的现实的交流,对于恋爱婚姻态度冷淡,生活事业都受到限制。这也已经引起了社会和许多家庭的忧虑和关切。

 

   当然,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在今天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多样化,选择的空间也无限增大的时代,他人说三道四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但一个人过度地孤僻,过度地缺少社会交往的兴趣,整天幽居家中,当然也还是一种问题,需要更多地关切。这里的情况可能多种多样,但从我在学校的观察所得,学生中间存在这种“交往“的意愿和能力低下的状况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往往是童年和少年时代家教甚严,父母极度关爱,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格外担心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所以,父母对于他们的生活常常干预过多,却又没有对于他们的社交能力有所培养。而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让他们和外部世界的现实生活和其他的同龄人之间相对隔绝,缺少正常的生活的经验和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的礼节和方式。而我们的学校生活也有很大的学业上的压力,使得青少年在社会交往上的意愿和能力的培养并不被重视,也没有一套合适的方法。所以,往往有些年轻人一旦面对社会和他人,往往显得举止言行颇为唐突和不得体,对于“人情世故”往往茫然无知,使得周围的人觉得有些特别,往往会有“不合群”“怪异”之嫌。这样的交往经验多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会有遭到社会排斥的抱怨,也会觉得社交是一种严重的负担。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社交的障碍,以至厌恶和人来往。这种状况其实相当普遍,许多年轻人既不善于和长辈交往,也不适应和同代人交往。最后只有困居家中。当然现在有了网络,许多事情可以不需要和人“面对面”,自然就会让人变成“宅男宅女”。我觉得家长和学校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对于他们的“沟通能力”的培养的忽视其实是这种自我封闭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年轻人正是由于缺少“沟通能力”,在沟通中屡遭失败,才产生了严重的“沟通意愿”的低下。

 

   当然,过去我们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过于简单的观念其实也对于年轻人的“沟通能力”的培养不利。那时我们常常将一些礼节和沟通的技巧视为“旧社会”的遗留,也常常把一些正常的交往的礼节和与人沟通的技巧视为“虚伪”。有时会将礼貌常常被看成“世故”,举止得体往往被视为“庸俗”,也有时会把粗鲁看成了率真,把幼稚视为真诚。这使得一些有用的交往的基本的礼节和技巧被视为糟粕。而在八十年代之后,社会开始强调个人能力的发挥,却又常常宣传许多往往被视为“怪人”的人其实是特立独行的天才,交往能力的低下其实是人具有其他方面的巨大能力的证明。年轻人需要有真本事,不需要交往和能力的能力和所谓“人情世故”。那些“拉关系”的俗人的坏形象其实是深入人心的。这当然有当时的社会背景,“拉关系”的庸俗也确实是直到今天也非常应该抵制和警觉的。但正常的交往和庸俗的“拉关系”还是有区别的两回事。过去我们往往并不认为人与人交往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需要学习和面对的,而是认为这种能力无关宏旨。我们也往往并不觉得年轻人要在社会上发展就必须学会与人交往的基本的方式和方法。

 

   但在今天,人们其实发现,市场经济下的日常生活中“沟通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或缺了,而社会和谐更需要大家的互相沟通。市场需要互相合作,和谐需要互相理解,这些都需要具备“沟通能力”。“人情世故”当然需要具体分析,我们需要的是抵制那种庸俗乡愿的“人情世故”,但正常的礼貌和待人接物的技巧这样的“人情世故”也还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对于具有特殊禀赋的天才来说,他的其他方面超出常人的能力就可以弥补在“交往能力”方面的不足,但在一个社会中天才毕竟还是极少数的,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还是需要和人交往才能取得生活和事业的成功的。有许多年轻人直到大学毕业还难以和人有效地沟通和交往,当然就会在社会上遇到挫折和问题。今天其实我们需要认识到,人和人的沟通当然需要真诚和坦率,但也需要技巧和能力,两者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应该避免简单化地看待这一问题。

 

   其实,沟通能力是需要培养的,这需要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年轻人学会与人交往,有更好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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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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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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