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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开放

张颐武

   

    四月中旬,在澳门举行了“首届文明对话暨论坛”,其主题是“中华文化与社会和谐”。这个会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学者的探讨,而且是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释道三家的代表人物的同台对话

 

   在许嘉璐先生的主持下,四月十九日上午的论坛在澳门大学开开幕,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释学诚、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和台湾来的著名学者林安梧进行对话。虽然由于时间短暂,几位先生未能尽展平生所学,但他们所讨论的是中华文化面对今日世界所具有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也讨论了中华文化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这次对话难能可贵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博大,也展现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几位先生一方面对于中华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了在文化内部的对话的意义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对话的意义。他们当然是从自己的背景下来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也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当下全球化冲击之下对于世界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的宏愿。

 

    在讨论中,他们的对话有两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几位先生从自己的背景和知识理路出发,都点明了和谐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儒释道三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都有所不同,但其最终的目标却都是追求和谐。儒释道都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也有自己的学理和知识路径,但和谐的境界确是三家共同的追求。三位先生对此都高度地强调和反复地论述。他们在谈论各自思想的差异的同时,也展示了思想和精神交汇处的更高的和谐。和谐的精神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三家探求的中心。这种追求和谐的境界正是中国人从远古开始的共同的渴望,也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目标和境界。儒释道三家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主流其实也正是相互和谐和共同发展,也是超越分歧和争议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正是由于三家的对话的不断的进行和深化,中国传统的文化才不断地有新的发展和创造。这种和谐并不是高度趋同,而恰恰是在对话和沟通中寻求共同点。正是由于各种思想的相互沟通,在差异中寻求和谐,三家才会共同地构筑了中华文明的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资源。

 

    二是在对话中几位先生都强调了开放的重要。中国的文化其实开放的结果。佛家就来自印度,但却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在和本土既有的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之中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的部分。而道和儒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却也是在和佛家的对话和相互之间的不断对话中保持活力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传统才是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内在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在开放中发展,越是开放的时代,越是思想活跃、积极开朗的时代,越能够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可能性,越能够为文化开创新局。传统从来不是静止的,它正是在开放中发展自身的。我们的祖先能够将佛学这种外来的知识转化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的卓越的努力和不断创造自身的文化的发展的能力正是中国传统内在的开放性的证明。

 

    几位先生的对话和展开的论坛的发言都强调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既需要内部的充分的沟通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构成更多的新的发展和新的可能性,也需要和中国现代以来的新的文化不断地对话,更需要和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中国和全球华人的和谐以及世界的和谐才可能达成。

 

   这就需要一种追求和谐的决心和开放的态度。既需要对于自身的文化和思想的特点的深入的认识,也需要不断地通过对话达至更高的共识。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在这一波全球化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和正在经历的崛起的过程其实都在要求着一种新的文化对话的生成。这种对话所寻求的是一种相互的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在注意倾听自己的对话者的意见和思考的同时也坦诚地讲出自己的看法。这既需要理解的善意,也需要表达的诚意;既需要谦虚,也需要自信;既需要理性的认知,也需要感情的交融;既需要看到分歧和差异的所在的见微知著,又需要超越分歧和差异的高瞻远瞩。这次的对话和论坛是一个开始,它所提供的启示是意味深长的,而和谐和开放的理念的弘扬正是文明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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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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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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