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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的活力和限度

张颐武

 

    最近,“山寨”成了一个流行的词汇,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风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山寨”的说法有许多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它其实已经约定俗成,其所指大体清楚。它一开始指的是模仿品牌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产品,它们以其外形和功能的类似和价格低廉而大行其道,“山寨”产品并不是盗版和抄袭,而是反而在模仿和照搬中刻意地凸显它和它所模仿的对象的差异性。一般来说,“山寨”产品并不是对于品牌的盗版,也不是试图鱼目混珠,造成如假包换的气氛,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模仿,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趣味。“山寨”产品是一种对于品牌的刻意的“戏仿”:既有对于原产品牌的产品的强烈的兴趣,但又是对于它的反讽;既是一种对于品牌的迷恋的结果,又有某种戏谑和幽默的情致。“山寨”产品一面制造混淆和相似,一面却也表现差异和区别。而“山寨“这个词本身也具有某种刻意彰显和展示的趣味,它在显示自己的民间性和草根性的特质。

   这一概念已经由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领域进入了相当广阔的文化领域,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风潮。现在“山寨”文化从各个方面都展现了自己的活力。如“山寨”明星,就是长得和明星相似却并不是明星的人,现在也获得了某种商业的价值。而“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等等都大行其道,变成了新的文化潮流。“山寨”当下在文化领域中其实一方面是和原有的文化品牌有对应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受到了刻意的张扬;另一方面却和网络文化有互相依存的关系,是依赖网络这种新媒体广泛传播和流行的。它“戏仿”著名的品牌,却自成一格,另辟蹊径,在互联网中获得自己的追捧者。“山寨”其实将原来在网络文化中已经具有影响的事物加以收编。如“山寨”文化其实有网络“恶搞”的历史渊源,但却将“恶搞”的尖酸刻薄的一面温和化;“山寨”也有模仿秀等文化潮流的影子,但它并不期望惟妙惟肖地变成被模仿的对象,而是一种刻意的“像但不完全是”的姿态和风格。

    因此,“山寨”的说法其实有一种“你占朝廷我占山”的自信,也有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自嘲和幽默。它不是过去的平民化的通俗文化,而是和网络文化紧密结合的“草根”文化的独特的趣味。“山寨”文化承认自己的衍生性,但却也表明了自己的独特性。它依赖主流的消费文化,寄生于它所创造的形态之上,但却也自有其创造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国际品牌和文化时尚,,它刻意地本土化,对于本地的品牌和文化时尚,它刻意地草根化。”山寨的模仿里有自己的创造,照搬中有新的元素和想象的延伸。“山寨”是主流消费文化的延伸和模仿的同时又是对它的反叛和嘲笑,

究其根源,“山寨”文化其实是一部分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会公众对于消费主义的潮流和时尚的矛盾心态的体现。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平民百姓,而是一在网络上发挥影响的中等收入者下层。他们对于主流的商业性的消费文化其实有一种迷恋,如消费文化所显示的对于流行风格和时尚潮流的主导,让他们感受到了其现实的影响力,也为之所吸引。但又对于这种文化的过度的膨胀而产生的品牌的霸权和高高在上的价格产生不满,而年轻的“草根”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和这种消费文化所彰显的消费形态之间也有相当的距离。一面是广告的无所不在的传播和巨大的明星效应产生的影响力随处可见,另一面却是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费。一面是主流的消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的高度集中或具有某种垄断性,一面却是许多年轻人的文化和社会表达的被忽视。他们就以“山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这种复杂的感情和复杂的情绪。而“恶搞”等文化也为山寨文化的出现提供了文化的资源,使得年轻人可以迅速地找到一种“戏仿”的策略,而互联网上的传播的非正式的多样化的特点为“山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载体。而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的素材的重要的来源

当然,山寨文化的流行也和当下的经济状况有相当的联系。当下经济所面临的严重的冲击,使得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人们对于大品牌产品的消费锐减。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在“山寨”风气的流行上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制造业的企业不得不依赖“山寨”尝试在市场上分一杯羹。同时,大批“草根”青少年面临的生活问题和自我完成不足的状态,他们在在文化表现上的缺少出口和路径的现象也让山寨文化有了发扬光大的土壤。

总之,山寨现象凸显了当下文化的活力,通过“山寨”文化的展开,一种新的文化潮流已经成形,它会改变我们文化的形态。但“山寨”文化毕竟是一种衍生的文化,它自有其限度和不足,它对于正统的消费文化的依赖和衍生的关系使得它难以走得更远,也会受到诸多的非议。但研究山寨文化的形态,探讨它的转型和发展的可能性,应该是社会关切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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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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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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