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格”和“中国梦”：超越“国民性”

张颐武

什么是“中国性格”？今天我们所不断试图努力去发现和展现的中国人的性格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人的形象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在今天中国崛起，一个“新新中国”开始吸引世界的关注之后，变得异常地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其实我们强烈地期望通过对于“中国性格”的关切，让世界对于中国人的新的形象有更多的了解，期望中国人的形象从过去的刻板的印象中脱离出来，让世界重新感受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魅力和活力。这种期望其实是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性格”前提和条件。这其实是我们超越现代以来对于“中国性格”的旧的观念和意识，在一个新的中国崛起，“新新中国”开始为世界所认识的时代中去寻求新的可能性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展现。

其实，“中国性格”在现代以来其实一直是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现代面前的焦虑的根源。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积弱和贫穷，使得中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和困惑。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先生早年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的时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的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这里鲁迅先生的三个问题，其实就是现代中国一直贯穿的“国民性”批判的话语的核心，其实也是现代中国对于我们自己的反思意识的最为关键的部分。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从负面理解中国性格的局限和问题的，并通过这样的追问来达到对于“国民性”的改造的目标的。这三个命题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改变自身命运的核心的意识。

因此，“国民性”批判是现代的“中国性格”的具体的起点。鲁迅先生的小说所尖刻批评的麻木、苟活等等“性格”弱点，和时时被我们自己诟病的诸如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这样的生活细节都变成了需要改造的“国民性”的一部分。当时人们认为，正是这种“国民性”从“内部”导致了中国的积弱和落后，也导致了中国的贫穷和屈辱。“中国性格”其实在五四时代通过“国民性‘的反思，在“具体”的层面上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和否定，这种批判和否定其实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中仍然主导着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许多人都曾经指出，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深深地受到了当年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人性格的诸多评说的影响。鲁迅先生其实是通过西方人的外部的观察来确认这个“具体”的自我的形象的。与此相伴，中国的“现代性”在对于“具体”的“中国性格”以“国民性批判”方式加以否定的同时，也通过对于“民族精神”的召唤和肯定来树立“中国性格”在“抽象”方面的力量。如最深切地批判中国的“国民性‘的鲁迅先生本人就对于“中国的脊梁”加以肯定，对于中国的精神加以弘扬。在“否定”“国民性”的种种表现的同时，却异常坚定地肯定中国人的抽象的力量。而这种“抽象”的肯定其实也是中国民族在现代的世界上存在的理由和依据，这种精神也是中国人从远古生存到今天的价值所在，也是中国走向富强和繁荣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也是中国必然崛起的历史的要求。正是由于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有一种必然的历史的意义，我们的“民族精神”依然是我们的认同的来源和精神的归依，于是，我们才会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意义和价值，才会有让中华民族再度崛起的历史的宏愿。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性格’的认识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就有两个方面，我们在“抽象”地肯定自己的“民族精神’的同时，“具体”地否定我们需要改造的“国民性”。这样的“抽象”和“具体”的两面性正是我们对“中国性格”思考的关键。没有“抽象”的肯定，我们无法建构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而没有“具体”的否定，我们又没有对于“落后”的认识和觉醒的依据。这种“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其实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铭刻在我们的身上，如陈凯歌的《黄土地》里的两个群体性的场景正好是这种“肯定”和“否定”的结合。让人感动的“腰鼓’则是中国人的“抽象”的生存力量和精神的展现，而“求雨”则是“具体”的愚昧和落后的表现。其实《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散兵游勇是“具体”的中国的“国民性”的表现，而龙文章的勇气则是“抽象’的民族精神的表现。这说明现代以来为先辈们为我们标定的关于“中国性格”的界限对于我们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在今天，“新新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告别贫困和积弱的过程正是和中国的全球化的进程相联系的。现实已经在在要求我们超越这种对于“中国性格”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而是寻找我们自己的新的形象。在这里，一方面，我们需要超越“国民性”话语对于我们的具体的否定，而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于我们的具体的文化身份的建构有用的符号和表征。我们会惊异地发现，正是由于现代以来的“具体”否定，我们丢掉了如此多的具体的文化的传承。而这些文化对于我们的文化身份来说是异常重要的。我们开始认识到，许许多多我们认为是中国“国民性”弱点的问题，其实是人性本身的局限，也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相关联。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通过许许多多具体的文化的寻找来发现和充实“中国性格”的具体性。今天无论是读经、祭祀还是恢复传统节日等等，都是我们对于具体的“中国性格”寻找的一部分。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具体的事物才赋予了我们“性格”。如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些具体而微的中国符号都是中国的文化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再仅仅对于“民族精神”进行抽象的肯定，而是以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更加全球化的意识，来对于我们自己加以自觉的审视。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力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新的全球化中的关键性的“位置”，有更多的自觉性来赋予自己新的开放的性格。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方面，我们更多地找回传统的符号和价值，获得更多的自信。在“抽象”的方面，我们对于自身有更多的自觉，把我们的“具体”的事物融入到人类的普遍性之中。“中国性格”的这些新的发展，其实就是三十年来我们对于“中国梦”的追求超越了我们的“国民性”的限定的结果，是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开始重新建构的巨大的可能性。“新新中国”的中国梦的伟大的旅程为我们正在为我们创造新的“中国性格”。这个“中国性格”正像鲁迅先生在1908年时所期望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新新中国”需要新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需要新的“中国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