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和守礼：前辈的风度

张颐武

最近，季羡林先生的故去当然是媒体关切的焦点。季先生的声望当然是来自他的学问方面的成就，但他的“做人”的境界其实是最得到大家的钦佩和赞扬的。季先生晚年的巨大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做人行事的态度。他的“谦和守礼”的风度其实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精华所在。虽然他的专业并非国学，但大家非要认定他是“国学大师”，当然有些奇特。但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他的学问的领域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但这个说法并不是专指学问而言，而是说的他颇有传统的儒者的风范。如对于年轻人多有鼓励，往往并不轻易批评，年轻人有所请托，都会尽量帮助；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访，都会相当尊重，接待时态度格外谦和，告别时一定客气地送到门口。我当年就对此有深刻的记忆。别看这些似乎都是待人接物的细枝末节，但其实是一个人修养气象的表现。

有人常常说季先生像个农民般质朴，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季先生的朴素其实是待人接物的分寸感和得体举止的自然的流露，是宋儒式的分寸的展现，和没有多少修养的天然的淳朴和简单并不是一回事。所以象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季先生八十年代那个故事，我以为就有误解在。故事是说季先生像个看门老头，一个北大新生就让他看着行李，一看就是好半天，季先生却全无不满，后来学生看到在开学典礼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副校长正是此人，才顿感惊讶和钦佩。人们一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季先生不拘礼节，也说明他的朴素如同农民，乐于助人做好事。这种说法当然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毕竟这些说法还是隔了一层。季先生的气质其实远不是一般农民的气质，谈吐举止也自有儒者的气象。这当然不是说农民的气质就不好，只是季先生的朴素和一个农民的简单是大不相同的，其实一看就知道是个饱学的老先生，望之俨然，不可能是看门的。只是学生涉世未深，只在中学里一门心思应付高考，没有什么阅历，看人的眼光不行而已。别人的请托，尤其是这样的小事，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学生也不容易，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这其实是季先生谨守礼节的表现，是先生的分寸。这正是儒者的“修己以敬”的涵养。并不是脱略行迹的表现。其实这完全不意味着老先生就对于这个学生有过度的热情，和我们理解的热心做好事的行为还是不尽相同的。行事有礼，其实既有亲切，也有距离；既温和诚挚，又井然有序，不会乱了分际。季先生的待人接物的“好”，其实是老辈的儒者风范的表现。看起来是客套，其实是一种“礼”的表现，和乡下不拘礼的打成一片的热情其实不是一回事。

很多和季先生一样的老前辈，虽然学贯中西，但待人接物的底子还是小时候学到的一套儒家的“礼”。就像钱钟书先生这样才气极高的人，虽然在学问和创作上都是不得了的。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是有些恃才傲物，未必看得起人，也时时露出掩饰不住的尖刻和对于人世的洞察力，但待人接物的礼节还是非常讲究的。余英时先生就看得清楚：“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所以，后人常常觉得钱先生有时候对于晚辈夸奖过多，“奖饰溢量”，而且觉得他的一些书札中对于友人或者前辈的著作诗文也夸奖的过分。其实这也是老一辈人做人的常态。正象刘衍文先生点明的：“首先当知我国传统的交际礼节和客套用语，于己当示谦卑，于人则当加称颂。倘不明白这一悠久传统，死于句下，那就误解太甚了。”这其实就是“礼”的作用，诸事往往并不说明白，真实的看法和面上的客气之间颇有距离。这其实就是得体。举个小例子，有晚辈的学人看到钱先生的来信称他为“兄”，以为是钱先生对于他有高度评价，其实这是一般性的礼节，因为传统上只要不是你的学生，即使是晚辈也要一律称“兄”，只有真正的学生才会称“弟”。这看起来好像表面客气，其实是出自“礼”的要求。对于老辈人的一些夸奖，年轻人只能当成激励。当然其实老先生的夸奖都是善意，因为，他由于有“礼”，往往对于人有格外的体谅，觉得你不容易，也作出了努力，不好意思点破一些毛病，这是对于人的分寸。所以老先生夸奖不一定是大实话，但其实批评要求才说明他对你有所期望和认真看待。老一辈人即使有看法和意见，也会说得含蓄而得体，既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又谨守礼节。

这几十年，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这些“礼数”几乎在当下看不到了，也难以为人所理解了。看看今天网络里的激烈痛快的言论，报刊中的慷慨凌厉的时评，确实让我们觉得今天的文化的潮流其实是倾向于激烈的。不禁让人感慨前辈的气象风范里其实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再琢磨思考。今天想来，这种谦和守礼一方面当然会有时不一定直言不讳，显得不够明快，可能有所局限；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种分寸感和对于世间万物的通达的理解，也是人生的智慧的体现。激烈往往是口舌之快，其实也如风过耳，未必真有力量。而且激烈过多，让人习惯了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反而是老一辈在谦和守礼的风度中显出的从容和淡定以及他们在其中流露的人生态度耐人寻味。

二十世纪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这些前辈也已经凋零了。但他们仍然会让我们偶一怀想，有无尽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