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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跨越临界点

张颐武

 

2010即将到来,在这个时刻思考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自己的命运,其实离不开2009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切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入的思考。我以为,2009年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这是中国的全球形象的临界点,也是中国内部发展的临界点。在这个时刻,我所发现的是新的2010让我们有机会跨越临界状态,我们会让我们自己走的更好,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已经看到了历史的契机。

有两件事可以代表2009年的中国在世界的形象的转变。一是中国商务部牵头的在CNN做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这个以中国制造是和世界的合作为主题的广告其实一方面当然是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另一方面却是深切地把握了中国今天在全球的现实的影响力。这里所见到的那些产品都是全球性的,但是确实是中国制造。这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中国和世界今天的现实的关系。从这个广告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已经是全球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力量,之所以需要这个广告,其实说明了全球消费者已经知道他们确实生活在中国制造之中,尽管需要提升其形象。二是电影《2012》里面的中国形象。这里的中国显然比当年要正面和积极得多。当然对于一部好莱坞电影不应该做过度的引申,但同时也确实要看到去其间所展现的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显然也呈现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里所包含的意义当然与过去在屈辱和失败之中的中国人的形象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两件事其实证明了2009年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扩大的临界点,也是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开始有了新的角度和思考的一年。经历了全球性的经济的挑战,中国的影响力还在扩大是当下的现实。在奥运会和六十年国庆之间,世界已经经历了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经济开始向好的变化,而中国经济的相对平顺的发展,也让世界进一步看到了中国现实的实力和作用。人们开始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已经是比现实更现实的现实。现实其实今天已经比想象更有说服力。当年对于中国“崩溃”和“威胁”的想象已经受到了现实最无情的历史的讽刺。中国人一百年来的奋斗和努力所追求的强国的梦想,今天已经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具体的呈现。中国人其实在感受到了这种崛起带来的自豪感和历史的成功感。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全球的平台之上。

      当然,这个2009年也带我们到了一个内部的新的高度,人们一方面分享中国的荣誉,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幸福和发展有了更高的期许和希望,人们的“中国梦”不仅仅在于国家的强大了,而更在于社会对于个人的承诺的实现和个人受到社会的呵护的要求,人们开始既要有一个大国公民的国际的成就感,也要有一个大国国民在国内的受到关爱的期望。我们期望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更好地承认,也期望自己的社会让自己感受更多的生活的保障和自我发展的可能。这些期许其实也包含在2009年的大众文化之中。从《潜伏》到《蜗居》其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高度。《潜伏》当然告诉我们,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人应该超越世俗生活的平庸性,应该被赋予一种精神的高度。同时也把一种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的世俗性展现得异常深切。它可以说是展现了精神世界的高度和世俗世界的平庸的一部独特的惊世之作。而《蜗居》当然呈现了不少可议的问题,但也呈现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它其实表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的现实的物质要求已经和他们的父辈或兄辈完全不同,他们其实已经不再简单地期望生活的简单的改善,而是期望一种和美国中产阶级相似的日常生活,一种强烈的物质性的焦虑和对于这种焦虑感的精神上的不安得到了相当有力的呈现。应该说,《潜伏》是以精神力量超越了世俗的物质追求的理想的展现,而《蜗居》则是现实的物质力量压抑了某种精神需要的结果。但它们其实共同说明了中国的公众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变得具有了新的平台。这个平台正是中国大发展和大崛起的历史所展现的更大的平台所奠定的。我们在外部世界的成功,其实提高了我们对于自己和自己的社会的期许。这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调和。他们急于把中国的崛起看成幻象,因为他们害怕这是现实。他们又急于把公众对于更加美好的社会状况的期望看成现实的爆裂,因为他们似乎忧虑这样的期望成真。但2009年所出现的一切临界状态,正是告诉我们,我们既为我们的崛起感到光荣,也为我们的社会的提升而呼唤和努力。我们一面可以在中国的光荣里感受我们自己的光荣,另一面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不足和缺憾中看到我们的改进的可能和希望。中国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中国还有太多太多的困境和挑战,但其实中国今天的困难比起三十年前来已经好得多,容易解决得多了。当年我们依靠“中国梦”走到了今天,在2010年一定能够回应世界和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的期许。我常常看到在三十多年来的许多时刻预告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迈不过去的人,但他们都失败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失败,中国比他们顽强,比他们有力量。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历史”和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有伟大的前途。今天这大历史的“势”会给这个社会更多改进自己的空间和可能性。因为今天最希望中国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而且是世界;最希望中国为新的全球格局维持自己的发展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而是世界。大历史比一厢情愿要有力量。

    我常常说,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像乐观主义者那么乐观,但一定要比悲观主义者乐观,因为中国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是比悲观主义者高明,他们的信心和希望决定了我们的前面的路虽然未必平坦,但一定会有比今天灿烂得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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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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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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