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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复杂

张颐武

 

“大众”和“大众文化”是近年来的焦点议题,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一方面,一些论者对于大众文化持有基本否定的立场,认为大众文化冲击了高雅文化,造成了一种不良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受到更多欢迎,受到市场追捧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大众文化应该就是文化的主流。这两种意见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应该说都有其自己的理由和知识背景及思想渊源,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两种不同的角度得出的不同的结论,其实是互补和共存的。

现实的状况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确实有其矛盾的一面,但也有其互相转化和相互渗透的一面。两者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截然的对立和冲突。一些通俗文化的产品确实如过眼云烟,缺少价值,甚至有对于社会价值的不良的作用,但也有许许多多通俗性的作品具有积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还有一些也可能经过历史的考验和淘洗而“经典化”,成为经典。市场化确实对于高雅文化构成了冲击,但大众文化的市场化的属性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积极的可能性,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参与文化提供了路径。同时,如果市场健全和有更多的社会支持,高雅文化也会有自己更广阔的运作空间。一面大众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如人意和刻意迎合低级趣味的状况,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和争议,另一面也要看到今天的大众文化之中也在涌现诸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的作品。如《唐山大地震》这样触及人们的心灵,从口碑到市场反应都很良好的作品以及像青春版《牡丹亭》这样的力图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活化”为年轻观众所欢迎的作品的尝试,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一方面文化市场中确实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的主流和公众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也通过文化市场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泛的支持。近年来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许多新的亮点和机会都来源于大众文化的健康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和“大众文化”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中性的。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是文化繁荣和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二是对于其发展路向和价值取向的引导也确实不可缺少。客观和理性地认识其复杂性,对于我们在文化领域里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对于文化的评价和传播的机制的健全都有积极的意义。应该看到,在“大众”和“大众文化”中所反映的人性的复杂性其实值得我们高度关切和重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公众的追求真善美,追求更高的价值的精神是人性的主流,但也要历史地看到人性的一些负面的因素也会长期地、持续地存在,并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加以消除。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往往造成了一部分公众虽然清楚社会的价值底线和一般规范,但又往往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中对于一些迎合低级趣味,对于社会价值的底线造成冲击的东西缺少自制力和受到诱惑与吸引的现实情况。有时也会出现在公共空间中对于文化状况能够有正确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但在私人空间中却难以自制的情况。这些状况当然未必是普遍的,但却也是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和克服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可能不同的社会或不同的文化对于低级趣味的看法有一定差异,但对于低级趣味的批评和制止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因为只要社会需要健康和有序地发展,在文化领域中的治理就不可缺少。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对于低级趣味的批评的紧迫性,也要认识到消除这种趣味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坚韧的努力。一方面用积极的“中国梦”来肯定和支撑社会的正面的价值,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社会、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来参与对于消极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治理,以社会的公共的共识来使得消极因素在大众文化中处于可控状态之中。

在今天,我们的“大众”和“大众文化”正在发生着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状况值得我们关切。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首先,80后、90后的年轻人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认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人的心理和文化状态是当下文化建设需要正视的。其次,中等收入者的文化作用和在文化消费中的指标作用也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切。因为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要求往往在社会中形成辐射效应。再次,互联网在文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面对不断出现的网络文化新问题也是新的挑战。

中国的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理性的认识,也需要人们的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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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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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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