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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成功”不是独木桥

张颐武

 

   近年来,“成功”和“幸福”越来越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引发了极大的关注,这些观念也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影响。所谓“成功”就是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幸福”则是追求个体生命的美好感受。现在关于“成功”的路径的所谓“成功学”的书籍虽然已经引起了相当的争议,但还始终是热销的,而对于“幸福”的探讨更是激发了广泛的关注。如白岩松的新书《幸福了吗?》就形成了相当的影响。这都说明这些观念和价值既是人们关注和探讨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的不满足和焦虑的所在。一些年轻人在网络中所流露的抱怨,往往也在于在“成功”和“幸福”这两个方面上严重的完成不足的感受所致。

   当然,像“成功”“幸福”这些议题和价值是永恒的存在,任何社会中的人都会对此有强烈的渴望。但其实在今天变成公众的焦点有其现实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和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再是满足人们的温饱和基本的生存需要。当然对于社会中尚存在的贫困现象我们仍然需要给予极大的关切和切实地解决,但一般公众过去经历的普遍的匮乏已经结束,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些“新型”的问题。这些新型的问题更多地诉诸于人们的感受和主观性,而不仅仅依赖一些客观的指标。像“成功”和“幸福”这样的价值就是在相当程度上难以量化和统计的,其选择和可能也是多样化。如成功的概念是否就等同于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幸福是否就等同于奢侈和阔绰的生活?显然答案不可能是肯定的。因为“成功”和“幸福”不会仅仅是一种狭隘和刻板的观念,而是取决与个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取决与个人的自我选择和价值观的。它的答案往往相当多样和丰富,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但现在我们社会中的焦虑感往往来自对于这些相对主观和多样的价值的一种简单化的诉求。如对于成功的概念,人们常常就把它理解为有名有利。对于幸福也往往理解为个人欲望的更多满足,虽然这些并非社会价值的主流,人们在公开的空间中对于这样的表达也多有异议和批评。但它也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和生活的复杂化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存在。如许多成功学的书籍所渲染的无所不为的成功理念和“耍手段”“玩阴谋”式的向上爬的技巧,都对于年轻人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渲染幸福就是财富,就是奢侈阔绰的生活等观念也有意无意地对于年轻人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应该说,这样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将“成功”和“幸福”转化为一些极为狭窄和刻板的观念,极大地压缩了生活的多样的选择和多样的可能性,让人们涌向一架独木桥。因为这样的单向的所谓“成功”和“幸福”的观念,姑且不讨论其价值上的严重问题,也是很难达到的。如几个人竞争,可能升级的位置只有一个,总会有选择。考试就会有成败,总会有考上和考不上。如果只有一种单一的价值,在人们的感受中,所谓成功就是一切,所谓失败就一无所有,那么正当的追求往往就会变成恶性竞争,社会也会变成由“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这样一方面会加重所谓失败者的失落和焦虑,让他始终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社会的分歧和鸿沟,形成许多负面的问题往往会造成社会发展迅速,人们都从中受益,但人们的相对感受却相当负面的情况,对于社会形成冲击

因此对于社会关于“成功”和“幸福”的观念应该有更为明智和丰富的观念。如“成功”这一观念其实就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做出重大的成就是成功,但在自己的平凡工作中坚守岗位,受到尊重也是成功。幸福也是如此,努力奋斗通过劳动获得更多财富是一种选择,同样在社区中从事服务,赢得了尊重和爱戴更是一种幸福。这其实既需要个体在这些观念上有更丰富的选择,也需要媒体和公众在这些观念的认知上有更高尚和更通达的理解。社会应该让个体知道,成功的路由千条万条,幸福的生活也有不同的选择。这就可以让“中国梦”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更加美好的选择。

这其实也需要社会即从传统的伦理和西方的伦理中吸取有价值的因素,在中国大历史条件下对于“成功”和“幸福”有更深入的探讨和形成更丰富的认知;也需要社会也有更多的出口和获得肯定和支持的不同路径,让“成功”和"幸福"的选择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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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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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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