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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多年前写的旧文,但这意思似乎仍然不过时。历史有时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只有叹息和感慨。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情何以堪

张颐武

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命运究竟如何?无力的小人物在试图改变大历史之时,往往被大历史席卷而去。他要改变千万人的命运,其实却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中的一切只能留下无奈和苍凉。

章士钊有一篇文章《吴道明案始末》,讲述小人物参与大历史的一段故事,读后让人感慨。吴道明真名梁尔煦,少年时代与康有为是同学,不过见解不同,以致绝交。但五年之后,梁与康再度相逢,一谈之下,梁对康的学说“大惊服”,于是追随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海外,梁亦陪同。梁尔煦的哥哥是盐商,家里有钱,梁将许多钱供康使用,直到“私财匮尽”。当时康有为在海外募捐非常多,展开多种政治活动。后来,梁尔煦奉派化名吴道明到北京活动,开办照相馆,和当时光绪皇帝的左右结交,要效荆轲、聂政所为,谋杀西太后。1906年案发被清廷处死。

看起来梁尔煦无论如何是个英雄,从康有为和梁尔煦之子梁元的叙述中看,梁尔煦是个“舍身救国之烈侠”。无论他的理想是否正确,但那种献身的勇气让人感动。但据此事的局外人章士钊分析,此案情况扑朔迷离,梁尔煦到北京活动其实是“保皇党人谋泄戊戌政变之愤,同时为华侨捐款设一开支项目,以塞众望而辟利源,毫无疑义。”按他的说法,这次行动原来是康有为花费募捐款很多,不得不向捐款的华侨有所交代,所以安排梁的行动。也就是花了别人的钱,不能不有所表示的报销行为。章士钊又谈到康有为对于梁尔煦非常冷漠,梁尔煦在北京活动时的经费也不愿供给。梁尔煦牺牲之后其子去见康讨论父亲的善后,康有为居然不见。章士钊感慨道:“死生之交,不及市道,尔煦当时之抑塞磊落更可想。”章士钊对梁尔煦也没有多少好感。他认为:梁“才疏意广,沾滞名利,不堪荆聂一流之锄非大业,亦可牵连断定。”而对康有为就更加不客气了:“有为利用尔煦之浮光掠影,钻穴隙于京师名利之场,原不必期其成功,抑或早知其必不成功。以致彼于尔煦失败后,依旧肠肥脑满,行无所事,不恤大犯清议,悍然屏遗孤而不录,凡此皆有为自行其素,明眼人殊无意严加责备。”由此看来,梁尔煦竟然不过是为人利用的亡命者。

不过,章士钊文中也有一段感慨非常有诗意:“尔煦虽不幸为宵小所卖以死,然卒以此一死也,而声扬于天下后世,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不然,天下滔滔,流光如驶,就中鸡虫得失,何止亿万,吾究何从就京雒间之弹丸剡注而得妄有论列哉。噫嘻!”小人物由于牺牲而被历史记下,虽然这牺牲也无非是被人利用,但毕竟超出了“鸡虫得失”,浮在了历史的表面。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大人物以思想和见识影响时代,而我们这些小人物就只好以牺牲身家性命留足历史;大人物引导方向,而小人物奉献牺牲。历史大概就是如此。对于梁尔煦来说,这行动就是他全部生命的意义,而对于康有为来说,不过是一件报销的行动。梁尔煦的唯一目的,在康有为只是众多过程之一。梁尔煦信仰唯一的康有为,而康有为有众多的梁尔煦式的信仰者。于是乎章士钊感慨的世态炎凉其实也是人情之常。情何以堪的事,到头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梁尔煦来说,静悄悄在家过小日子,又何尝不可,在历史中一无所有却能安乐平和。然而,慷慨壮烈也不免被人利用成为牺牲品。普通人的命运大概难免如此,他们没有叱咤风云的运气。对于世故的局外人来说,梁尔煦非常可怜可悯。对于天真的梁尔煦来说,其实是死得其所。我想,无论康有为的冷淡还是章士钊的评论对于梁尔煦已经全然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已经完成自己了。虽然这完成是那么悲凉。鸿毛泰山之别都没有什么意思,这毕竟是人的生命。大历史有非常残酷和无情的一面。康有为虽然受到章士钊的讥评,却仍然是伟人之一;而梁尔煦只有那么淡的一笔留下。我想如荆轲之类的悲凉处也正在此吧。不知为什么陈凯歌的《荆轲刺秦》没有在这方面追问一下。

其实,梁尔煦之类的天真仍然可以穿透历史的幽暗给我们留下一点明亮,否则我们对于历史的失望会更深的。李白怀想张良博浪沙刺秦诗结尾的一句值得记住: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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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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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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