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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茅奖”:凸显”纯文学“的成就与问题

张颐武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甫一公布,立即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切和热烈的讨论。这其实是已经退居文化边缘的“纯文学”几乎唯一的成为公众议题的机会,也是公众期望通过这个奖来接触和了解”纯文学“的愿望的表现。也凸显了长篇小说在今天“纯文学”领域的关键性的位置。作为文学界的同人其实应该珍惜这个与公众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珍视公众的讨论所表现的关切和抬爱,因为文学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的事情,而是当下的文化的一个部分。”茅盾文学奖”其实是”纯文学“和公众可以交汇和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没有这个“节点”,公众的阅读和“纯文学”之间早已存在隔阂会更加加深。我们应该以坦诚和谦逊来接受公众的批评,其实对于“纯文学”有批评总比漠视好得多。

 

回顾“茅奖”历史:从文学整体到“纯文学”

 

 

1982年以来一共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实见证了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状况,也提供了一个对于文学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个奖已经从一个以整个文学为对象的奖项,逐步转化为以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纯文学”为对象的奖项。从早期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可以说,当时的文学的全部代表性的作品都在这一奖项的视野之中。而在当时长篇小说并没有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所以“茅盾文学奖”还仅仅是几个都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文学评奖中的一个,当时的全国中篇、短篇小说奖也极具影响力。当时的大众阅读和小众阅读也还没有分化,“茅奖”反映了整个长篇小说的走向。但到了今天,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青春文学为代表的类型文学已经成为纸面阅读的重要部分,网络文学的崛起带来了新的阅读方式。当年我们理解的文学,现在就是文学的一个特殊的分支“纯文学”。而“茅奖”所反映的正是“纯文学”的现状和对于优秀作品的判断。当年的文学作品能够获得相当多的公众的阅读,“茅奖”只是对于这种阅读的肯定,而当今公众和“纯文学”的脱节十分明显,公众已经完全不熟悉“纯文学”的作品,今天“茅奖”是向公众推荐作品。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它从反映文学的“全部”转化为反映文学的“局部”。其次,从反映文学的总体走向到反映“纯文学”的特定趣味。第三,从汇聚公众的阅读倾向到向公众推介作品。今天的”茅奖“变成了“纯文学”不多见的公众焦点是有其理由的。

 

今年“茅奖”作品的意义:凸显“纯文学”的成绩与困难

从今年的“茅奖”看,五部作品其实集中地投射了“纯文学”的现状,既投射了它的优势和长处,也投射了它的局限和困难。五位作家都是多年来从事创作的文坛知名作家,他们获奖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莫言是中国文学中不多见的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作家。《蛙》通过一个中国本土的年轻作者和一位日本名作家的通信的方式,透过主观的折射穿透了中国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其中的独特的想象力和冷静的观察都有形式的实验的支撑,附在后面的剧本也是小说的有机的部分,这是莫言保持其一贯水准的作品。刘震云也是代表性的作家,《一句顶一万句》通过漫长历史中个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经验的观察和思考,穿透了人类交流的复杂性,很值得一读。刘醒龙的《天行者》则以写实的方式,真切地描述了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延续和扩展了他的早期名作《凤凰琴》的主题,但对于乡村社会的当下风貌的有生动刻画。毕飞宇的《推拿》通过写盲人来探究人类的感觉和生命的感受,也有其独到之处。这些作品都反映了“纯文学”对于阅读的丰富性的贡献,体现了“纯文学”的价值。

 

《你在高原》与“茅奖”并不相称

这次评奖引起争议最多的是张炜的《你在高原》,这部作品长达450万字,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长的长篇小说之一,已经完全超出了当下读者可能阅读的长度。其中也混入了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和新出版部分组合成一部小说,说明了作者强烈的企图心。那些哲理的议论看不出什么深意,似乎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的纯文学用来彰显自己的存在的表演,这么长,你们怎么比得了,其实网络文学里长的比比皆是。《你在高原》之平庸在于哲理思考其实撑不住,都是些泛泛议论,人物如牵线木偶,在那里自怨自艾,不知所云。想写成哲人小说,却变成了高中生卖弄一点牵强平板的感想,一股酸腐又寡淡的气息。但和高中生不同的是卖弄得理直气壮。驾驭不了这么大的篇幅不是错,但偏要这么干就是错。 为《你在高原》辩护的有些理由实在拿不出手,如说作家写了二十年,很艰苦。但艰苦写出的作品一定要有价值,否则就是浪费生命。另外说长不应该被指责。长不是罪过,但长得冗长就是问题。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一个纯文学的泡沫,关键在于讲哲理和人生的书,却哲理陈旧芜杂,思考空洞单调,语言啰嗦枯涩。这其实反映了“纯文学”在今天市场环境下的某种更深层次的浮躁。就是急于通过特殊的长度彰显自身的存在,用劳作的付出的艰苦来标定自身的价值。就我的理解,这部以长见长作品和“茅奖”并不相称。这其实是一种“媚雅”。它的获奖所反映的是“纯文学”急切地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状况,也投射了一些从事写作者的复杂心态。缺少人阅读,连一些评委也未能读完的作品获奖,也加重了人们对于“茅奖”的困惑,也阻碍了公众进入“纯文学”的领域。当然,这其实也是“纯文学”面临的困难的一部分。

 

“纯文学”面临新挑战

从总体上看,这次评奖大体反映了“纯文学”的现状。透过这些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获奖作家大多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而”纯文学“为公众所知的代表性作家也屈指可数。从“70后”开始,除了葛亮等少数作者,纯文学尚未出现具有分量的代表性作家。“80后”的作者或在青春文学领域,或进入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整个机制脱节。后继乏人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其次,这些获奖作品仍然是延续了传统的“新文学”写农村的长处,说明“纯文学”在表现不同的生活方面的困难。连当年《钟鼓楼》这样以城市为题材的作品已经难以见到。这说明“纯文学”的表达仍然难以有更加深广的表现力和想象力。第三,“纯文学”如何在它的相对稳定的“小众”读者之外,也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要求它像类型文学一样有相对“大众”的读者,但也需要更多的人了解和阅读,才可能永续发展。

评奖当然各有选择,但这次的”茅奖“所激起的讨论无疑会让“纯文学”引发人们的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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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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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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