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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化蛹为蝶:寻求超越“左”与“右”的新空间

张颐武

 

   韩寒接连发表了两篇系统阐释的社会观点的答问博文《谈革命》和《说民主》,还有最新贴上的《要自由》。这三篇最新的博文可以视为这位年轻的意见领袖对于中国问题的系统思考的一部分。目前这些思考还在延伸之中,我们也难以判断他的想法会如何继续发展,但我们毕竟看到了韩寒就一直在争议和分歧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发言。这些发言一方面还有韩寒式的调侃和幽默的成分和他惯有的风格特色,但另一方面又是前所未有地具有了某种系统和逻辑的展开的过程。当然,这几篇博文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切,也引发了新的思考和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篇重要的博文发表之前,韩寒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放缓了作为他的主要的发表公共意见的方式的博文的写作。而之前的几篇博文也一反常态地发出了对于自己的博客写作的反思,流露出不同以往的感伤的调子。如20111116日发表的《这事儿都过气了》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里他抚今追昔,总结了自己几年来的博客写作,阐发了对事物的相对性和自我的有限性的认识:“我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的结果,其实并不是不同人的改变,而只是同类人的聚集。在我的微博马甲里,你觉得这个政府糟透了,时日不多。在别人的微博马甲里,你觉得生活挺安逸的,一切都好。所以,你所关注的一切,就是你所看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更新的越来越快,你都来不及下载。”这种表达其实喻示了他期望重新开始自己的思考的愿望,也表达了面对真实的中国的愿望。这些似乎可以视为最近的紧张思考的过程的体现,也是尝试在反思世界和反思自己的过程中化蛹为蝶地获得新的可能性的艰苦的努力。

于是,在经过了这样的艰难的过程之后,我们看到了他的思考的结晶的这几篇重要博文。这些思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观点的新颖性,这样的观点其实在中国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但在于讲出这些观点的人物是韩寒,这就使得他所陈述的这些观点有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近年以来,许多人把韩寒视为一个对于社会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公民”而高度重视,将他视为一个远远溢出了知识分子原有的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的新的人物。但实际上,在这个年轻人在对于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进行尖刻的、毫不留情的挖苦和讽刺的同时,他并没有系统地陈述过他的社会观和中国观,也并没有真正回应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他仅仅是以众多社会问题的抨击者的角色出现的,也是在对于中国社会的不少问题和症候的讥讽和挖苦中独树一帜,也正是这个独特的角色让他受到了公众的关切和不少人的追捧。但今天他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的重大问题,如“革命”“民主”“自由”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时候,韩寒所表现出的是对于中国现实的现实感,对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这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的对立,而是一个从直觉开始的批判之旅向着理性思考的升华,是对于问题的批判锋芒和理性的思考的一次平衡。这显然不是“转向”,而是“升华”。不是止于情绪宣泄,而是开始了更高的综合的尝试和努力。这是一个化蛹为蝶的过程,一个超越自我的过程的开始。

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理解中国今天的状况和三十年来的发展?既是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内部的“左右”的分歧的焦点,也是一直在知识分子中争讼不已的问题。但从今天看,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显然超出了“现代性”的“左”“右”的二元对立。中国并没有按照左右知识分子所预想的模式和构架发展。,而知识分子在三十年来对中国未来所做的一些一厢情愿的预测也受到了中国的现实的无情嘲弄。九十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曾经预测中国社会面临崩溃,二十一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则以为加入WTO是让中国严重后退的征兆。但中国的发展其实完全超出了这些预言。今天的中国通过开放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也在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进程。而近期全球的经济困难之中,中国当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显然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后劲和前景都展现了具有活力的一面,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和具体的展开。当然中国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往往“左”“右”的知识分子过度地局限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立场,而对于中国的新的发展缺乏阐释力,也无力具体地回应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之中,常常失掉了对于现实的把握。左右的二元对立既限制了知识分子看世界和中国的角度,也限制了他们对现实的真正客观理性的思考能力。因此,不少知识分子力图超越左右,从原有的固定的价值中超离,来寻求更为深入和具体地把握中国。因此,韩寒的这个选择其实并不偶然,也是九十年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艰难而认真的思考的链条中的一环。

我们应该看到,现实的中国的舆论场尽管也显得莫衷一是,纷争不断,但其实在今天中国的主流民意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就,看到中国的进步,看到中国经济成就和民生福祉的进步的的同时也看到公民的社会参与和民主方面的重要进展。二是人们当然都知道到中国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也暴露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和深刻的矛盾。但中国只能以渐进的、改良的方式走向未来,而不可能选择动荡和混乱,不可能选择推倒重来。中国要变革要发展,但只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步调进行,不可能变成突尼斯或利比亚,也不可能变成伊拉克或阿富汗。这其实是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不管我们在改革的速度,发展的路向、思维的方式等方面有多大的分歧,但承认中国的进步,寻求中国的渐进发展的道路其实是现实中国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所暴露的问题,中国所面对的挑战,都不足以动摇这一“最大公约数”。凡是背离了这个“最大公约数”的主张就只能是缺少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选择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从近期微博讨论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韩寒的这几篇重要博文的意义,就是他开始试图超出对于现象的罗列而进入更加深入的思考,开始在紧张的探究中寻找“阐释中国”的新的路径。这是超出“左右”框架的努力,也是寻求对现实的真正有力的回应的开始。这其实给了当下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启示,我们都需要更多地面对现实的中国,而不是拘泥于既定的框架和模式;我们都需要对于现实有具有想象力的阐释,而不是背弃现实去满足自己的一厢情愿。

化蛹为蝶,一个年轻人敢于直面他所面对的现实试图给予新的阐释,他有勇气超越自己,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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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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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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