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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国家遇到一些外部挑战和问题的时候,中国的国民心态展现出越来越成熟的风貌,这种国民心态的成熟其实对于中国的未来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从中美贸易战这一对世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也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事件,中国从一般百姓到知识界都高度关注,也有很多讨论议论,从社会、媒体和公众都在聚焦着这一事件的进程。人们也都认识到这一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但公众的心态却没因为这一事件的影响而产生失衡或焦虑,而是能够并不焦躁,从容理性地面对种种复杂曲折的折冲。虽然也有一些意见观点的差异,但总体上看,中国的舆论和公众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的理性的,并没有从无论哪个方向上产生冲动或焦虑的情绪。无论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化的浪漫,还是畏首畏尾的焦虑都没有变成社会心态的主流,而是始终有一种面对问题的从容自信的态度和坦然淡定的心理。无论是从任正非这样的赢得了公众的信任的焦点人物还是一般的普通百姓,都可以看到那种既不焦躁冲动,也并不畏缩畏惧的心态的呈现。这种心态正是社会能够面对压力和问题,能够更成熟地面对的自信和自觉的展现。这种心态同样在人们所关注的香港持续数月的风波中展现了出来。人们能够感受到国家所具有的力量和能力,也能够感受到今天的大国的力量和份量。人们能够感到我们就是世界的重要的力量,我们做好自己的事,不断努力攀向新的高度,有条件有能力更明智和更坚定地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无论是年轻的网民和主流舆论中,都表达爱国热情,表达维护国家利益和荣誉的决心,但这是以各种理性从容的形态和自然丰富的表达来呈现的。这就体现了社会心态的成熟。
 
这种新的更从容淡定,自信理智的国民心态当然是国家发展到新的阶段才可能具有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和国家主权受到冲击,中国人争取国家富强的道路艰难而曲折,中国的现代化也是艰难曲折的。在这中间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自己,中国在艰苦的探索之中,不断地奋斗,中华民族有着刚健自强的不屈的力量,也有博大的胸怀,也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选择的状况,必然地会有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国民心态。一方面,积极地动员,强力地抗击民族屈辱的进程中的反抗和斗争的心态是必然的,也是历史条件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汲取和学习外部经验,强化自身的追求,当然也是正当的,也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当然,由于国际视野的限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强烈的紧迫感和强烈的挫折感的存在,一方面也难免有封闭和简单的心态出现,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单纯的对抗的关系,产生一种对外部世界的“俯视”的心态,产生一种焦躁对抗性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化的力量和影响的巨大,也会产生一种但也难免会有那种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知的简单化的状况,盲目地崇拜盲目地照搬等心态也会有所影响,也会表现出一种“仰视”的心态。这些对于国民的心态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全球“位置”,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融入世界的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独到的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有坚强实力和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和路径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综合实力已经给了人们更多的“底气”让人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社会处理和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的强大的能力和足够的智慧。人们相信国家在处理问题上已经具有的多样而丰富的手段和相应的支撑,因此就能够更为从容地面对各种状况。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国际视野和对世界的认知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和熟悉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人们的国际经验还有加深的必要,但无论从感性到理性上,中国人在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所积累的对于国际事务的体察,以及和一个大国的气质相匹配的开阔的眼界和深入的理解,都能够支撑起国民心态更成熟和更自信的状况。
 
无论是一般的感性的理解和零散的议论,还是学术性专业性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那种对于自身位置的更为明达透彻的理解。人们相信中国具有的力量,也了解世界的现实和中国的具体的位置。自信绝不是盲目的,其实是具有自觉的基础的。自觉绝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自信的底气的。这样就能够既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的现实国情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也能够相信由于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应对一切挑战。这种普通民众的心态,正是一种既清醒理性,又坦然沉稳,既自信又自觉的心态。国民以做好自己的事和对于世界事务的更多的理解,为社会提供了更好的应对问题的健康和积极的心态。这其实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所能够让人们感受到的新的气质,也是新中国七十年发展的坚实的结果。
 
在抗战结束时,很多中国的思想者都曾呼唤和期待中国的兴起带来新的大国的国民的心态。而今天所出现的其实是真正在中华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新的心态的呈现。这其实对于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迈向历史的更高目标的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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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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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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