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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已经过去一百年,那个刻着五四的深深的印记的二十世纪也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
 
但五四仍然是我们的精神的起点,也是现代中国的精神的起点。五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它已经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精神的符号,五四的精神也仍然有其当下的价值和意义。“五四”既是一段具体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选择的象征。在今天看来,五四当然已经重归历史,但它就像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的许多关键的时刻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精神和中国人性格的一个表征。五四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人一方面面对“现代”的挑战,正视自身的落后的命运,追求中国进入现代,努力实现人的解放的宏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追求建构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追求中国的新的强大和兴盛的努力。所谓“启蒙”和“救亡”构成了“现代”中国的精神的前提,它们构筑了一体两面的精神价值。“启蒙”当然是建构新的“公民身份”的前提,所以需要让中国人超越传统的限制进入“现代”。而“救亡”则是实现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有尊严和受尊重的地位,让国家进入“现代”。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现代的中国的实现和中国人的新的性格和形象的确立。
 
这些五四时代的命题激励了一代代的年轻人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忍受艰难困苦,为了中国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五四的具体的构想和先驱者们的具体的思考,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的选择,不可能完全适应于今天,也不可能将它所有的思考的结果做超越历史的简单的比附,但先驱者们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在中华民族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刻所表现的探索的勇气和胆略,他们那种为中国开拓新的道路的勇气,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最宝贵的财富。
 
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撰写的那篇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开创性的文献,也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这里对于青年所发出的召唤,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着自身的生命力。它的具体的主张可能已经回归于历史本身。但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它的那种精神的力量仍然对于我们有自身的启迪作用。
 
《敬告青年》提出了以“自觉”和“奋斗”为中心的观念。“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身和世界,清醒地认知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和青年在自己的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奋斗”就是在这样的认知的基础上对于时代的命题做出回应,是对于行动的召唤,是对于历史的责任的担当,是中国面临严峻的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对于未来的承诺。这些今天读来依然具有吸引力。陈独秀通过对于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势的阐发,提供了在当时全新的历史和现实的视野。在纵向上,他通过尖锐历史和当下的对比来观照中国的危机:在横向上,他通过现实的中西的对比来思考中国文明的未来。这种思维的方式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做出的必然的反应,也是五四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力量所在。先驱者们就是要通过这样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于中国的出路和走向提出见解。这一视野的关键是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关于“现代性”的方案,这一现代性的方案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尖锐的对比的修辞所提出的六个方面的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自主所指向的是现代的人的选择,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格的确立。进步所指向的是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进取则是指向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走向现代的坚实选择。世界则是中国需要融入的空间,也就是现代的参照的获得。实利则是当代生活的重要的基础,也是社会进展的重要方面。科学更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获得基本的基本前提。这六个方面其实完整地展开的对于未来社会进步的构想,也是现代性方案的具体的表述,他其实给中国提出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这些召唤一直在得到历史的回应。
 
应该说,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这六个方面应该说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展开。当时所提出的历史的命题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这种实现其实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的“自觉”和“奋斗”所取得的成果。现代性的中国的方案其实已经有了完整的展开。中国的发展其实也是对于先驱者的构想的最好的回应。从回顾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为中国的奋斗的成果感到自豪。现在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已经超越了五四的先驱者的构想,我们面临的是重要的新的历史的际遇和历史的空间。经过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艰苦的求索和坚韧的努力,也经过了这些年来中国人的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环境中的明智的选择和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努力,伴随着四十年高速的经济成长,一个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以新的形象融入了世界。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新兴的大国在崛起时刻的新的无限的可能,让世界的“大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在今天我们可能还难以充分认识的改变。中国已经开始走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深沉的民族悲情和痛苦。这一切其实说明了一百年来中国的努力没有辜负先驱者的期望。当然,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面临着许许多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怎样在内部创造更为美好的自我,让中国的发展得以持续。另一方面,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一个“魅力中国”,让中国的价值和文化创造为世界所了解,都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已经告别了一百年前深重的历史的悲情和中国的挫败与衰败,从而在新的历史路向上有了新的发展。当下的时代的命题和时代的要求已经有了变化,但中国要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的更多的可能性。中国自身在迈向更高目标的同时,其实也在要求和期望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年陈独秀以西方为参照提出的期望,现在已经在新的方向上得到了更多的升华。现在的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走入现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当下的全球格局中确定自身发展的新的位置,也是让整个社会的提升具有更大的人类的意义。一百年来的中国的奋斗既得到了历史报偿,也有了更高的实现的新的可能性的展开。现在看来,这六个命题本身都在有更多的转化。我们可以看到,自主实际上现在是如何在自身的传统与全球之间创造一种新的认同。进步则不仅仅是中国的目标,还要成为引领世界的目标。进取则是实现这种进步的主动的行动,世界则是中国需要发挥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的世界。实利则是通过实践来为世界提供更多参照的可能。科学则是在发展中会让中国有更多贡献的领域。这些历史命题其实都在升华之中。它所提供的启迪是,在当下,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重新再新的历史的起点上,再思这些命题。把先驱者们的召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更多新的回应。这也是时代的命题。
 
在这个时刻,以五四先驱者的开拓未来的勇气和明智来努力探索我们的未来,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五四时代的人们的历史的责任感,其实正是纪念五四的意义所在。因此,超越五四先驱者们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中国的新的未来,其实是对于先驱者的精神和力量的最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识,这些都需要我们以五四的“自觉”和“奋斗”的精神去努力下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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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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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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