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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人们仿佛在大自然的春天来临之前,先迎来了一个盛满文化大餐的“新春”——央视大型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再次将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特色唱响;
 
影片《流浪地球》的“爆红”让原本鲜有科幻元素的中国电影银幕熠熠生辉;故宫近600年来首次开夜场引发万人抢票,将持续数年来的“故宫热”推向了新的阶段。
 
如此热闹背后,表现出怎样的文化消费领域新变化、新趋势?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张颐武受本版之邀,带来他的观察与思考。
 
“综艺形态”传统文化节目进入成熟期
 
解放周一:新春的收获盖因过往数年的耕耘。站在2019年的起点上回望,在您看来,我们所关注到的这几组现象有值得被标记下来的意义吗?
 
张颐武:我个人觉得这几组现象都非常重要。先从《经典咏流传》说起。它的受欢迎和被肯定,可以说是对“如何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这个命题的生动回应。
 
传统文化如何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我们其实已经探索了很多年。《经典咏流传》的出现,可以说,是积累和沉淀的结果。也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流行文化中间的转化已是大势所趋。
 
前些年,从国家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出现了大量关于古典诗词节目的探索。但某种程度上,这些探索与其说源自电视工作者的觉悟,不如说,是主流媒体对大众文化需求的自然呼应。先于电视制作之前,大众渴望将高雅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的需求已经在那里了。
 
那么,为何说从《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一路走来,到了《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类型开始成熟了?一方面,如今这批“综艺形态”的传统文化节目非常尊重综艺节目的一般规律,在利用成熟的节目制作模式或框架的基础上,把传统文化元素非常自然地融合了进去。另一方面,目前的这些新创作非常重视文化那种让人向上提升的感受。当上述两者结合得妥帖而完整,就会给节目的口碑传播打下非常好的基础。而在以前,我们要么是传统文化元素太直白、太强势,没有结合综艺规律进行转化,要么就是综艺得太过分,把传统文化元素稀释得非常稀薄。如今,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在较为成熟的综艺制作模式和深厚的文化积累之间,产生某种奇妙的化合反应,被证明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且这条路暗合了一个趋势:随着整个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文化趣味和品位加快提升,他们仍然需要通过一些放松的、减压却又不乏格调的审美活动(比如观看高品质的综艺节目),来平衡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紧张感,获得更高品位的欣赏机会。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们的综艺节目制作水准会继续往上走,然后与高雅文化、传统文化等主动结合,产生出更多奇妙的组合与化合反应。
 
解放周一:您对这种化合反应更多、更精彩的呈现充满了信心。
 
张颐武:是的。前几年,国内综艺节目制作公司确实曾经购买过大量国外版权。但现在看来,在经过了大量拿来、学习与尝试之后,中国电视制作的专业化水准在整体上有了明显提升,整个专业化体系也进化得非常稳定。这让我们的电视人在把国外先进制作经验、方法、套路学到手以后,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而与此同时,观众的需求、眼界提升了,管理部门、社会各界的要求提高了。这些是压力,更是动力,会倒逼着创作者不断去提升自己、不断往前走。再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能够全面支撑文化创作和传播的新阶段。
 
比如,我们现在很多博物馆都有了更好的硬件和软件。有了这样的土壤,才有了《国家宝藏》的热播;又如,因为公众可接受的文化光谱越来越宽,社会上可调用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才有了《声入人心》这类节目的广受好评。反之,这类节目可能都流行不起来。是整个社会欣赏趣味的普遍提高,支撑着节目走得更远。
 
不过,虽说现在这些综艺节目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才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突破,但节目形态还是可以更丰富,有很大的可以继续创新的空间。综艺还应更综艺,把规律挖得更深;文化内容的诠释还应更生动、更有深度,将传统与现代元素结合得更立体、更润物细无声。
 
从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来说,一个作品的成功往往能带出一个类型的成功,一个类型的成功能带出更成熟的制作者和欣赏者,进而走出更稳定的创作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如今综艺节目摸索到的这些结合点,可以在不远的未来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国产电影工业化生产有6万块银幕的支撑
 
解放周一:说到国产电影,前几年的关注点主要是票房连年突破,年年创出新高。到了今年,由《流浪地球》引申出的关于中国电影工业化生产的讨论非常热闹。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颐武:去年北美电影市场票房也创了一个新高,是118.6亿美元。同期,中国电影票房达到了609亿元人民币,已经接近100亿美元了。很多人会问,我们和北美市场的差距还有多大?我想,我们至少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市场是一个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市场。去年虽然经历了税收制度更规范等新的转变,但中国市场内部的需求依然强劲。中等收入者正在快速地形成观影习惯。有这样的需求为基础,我们对北美市场的追赶是非常快的。而且,比之北美市场,中国市场有一个很好的条件。那就是,中国的观影人数还在扩大。2018年,我们的银幕数已经突破6万块。这个不得了。全世界最多的银幕在我们这儿了,已经超过了美国。而银幕数不断创出新高的过程中,中国的市场还在不断放大,三四五线城市、乡镇的电影院仍在铺设中。这意味着,我们将是全世界最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非常关注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巨量的市场需求打底,这个行业会更有胆量在电影工业化上、在更多类型的探索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尝试,对所谓“好片子”的品质探索有非常扎实的渴望。这会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高度活跃提供基础,提供很多的机遇点。
 
以近年为例,无论是《我不是药神》,还是《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从创作团队到目标受众都非常不同,敢于探索新类型的能力非常强。这种格局就跟成熟稳定、由几家主要公司称雄的好莱坞市场非常不同。通过《流浪地球》还可以看到,中国科幻类型的电影已经从过去只是做一些散点的尝试,进化到了可以通过一部片子,把整个电影工业的创作、制作能力带起来,这是整个行业进一步工业化的基础。
 
由于中国电影市场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我们在人才储备方面集聚的势能也开始慢慢显露。一些经历过国际视野熏陶的导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他们对整个工业中各个环节的衔接能力、资源对接能力非常强。为什么不断会有新人出来?这跟整个市场本身的规模巨大、需求不断被释放出来、敢于让人去尝试的空间不断扩大紧密相关。这些都是机会。包括近年来文化出版领域积累下的丰厚资源,都为中国电影工业的成熟奠定了更好的条件。
 
总体而言,中国电影市场潜力大、希望大,取得突破的概率比以前要大,但专业化程度不够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电影工业的成熟需要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多样发展互相支撑、互相协作。正如没有一般的作品,也就没有好作品,没有更大的基数,也就没有了产生更多好作品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追求:在大基数中产生更多的好作品。
 
和生活体验连接了,也就和互联网、年轻人连接了
 
解放周一:接着想跟您聊聊持续升温的“故宫热”。在您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故宫做对了什么,未来如何更好?
 
张颐武:众所周知,这几年故宫在文创开发方面新意迭出,但事实上,在这方面成绩可圈可点的同行并不少,国内文博行业近年来在文化资源的挖掘和转化上都下了不少力气。
 
在我看来,故宫经验的独特性和贡献在于——
 
第一,它找到了把沉睡的优质文化资源传播出去的恰当渠道和路径。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内容,很多好的内容如果没有合适的媒介是传达不出去的。那么,故宫恰恰在多个媒体介质和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媒介文化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和灵活调用。这是它超过了前人且发力愈发精准的地方。
 
第二,它在把握了传播规律之后,找到了自身资源和大众文化之间可以打通的契合点,打通了自己走向普罗大众的任督二脉。包括口红、咖啡馆、灯光秀、各种设计巧妙的文创,因为可以融入人们的日常,一下子,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把庄严的文化内核与普通人平凡的日常、与年轻人的流行文化、社交文化打通了。关于故宫是不是已然够好,现在当然是有一些争论了。但我个人觉得,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些很好的尝试。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故宫目前所获得的成功,很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它对互联网传播规律的把握。或者说,来自于它固有的、比较稳妥守正的公众形象突然有了高频率的创新和变化,让人耳目一新。未来,我们依然希望它可以继续在深度挖掘文化内涵的能力上多下一些功夫。如今,和生活体验连接了,也就和互联网、和年轻人连接了。希望故宫能够在和生活体验连接、和互联网连接、和年轻人连接了以后,基于博物馆本身的特性,推出更多能够体现国家一流水准的展览。那样可能就更完美了。
 
解放周一:在这拨“故宫热”中,您特别关注到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年轻人中的走红。您认为,正是经由年轻人的青睐,让这个比较冷门的题材走向了大众。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90后之后的年轻人影响整个文化生产的独特路径。
 
张颐武:没错。在文化消费上,199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有这么几个特点:文化消费的主动性更强、版权意识更强,愿意为自己感兴趣的文化产品支付费用;大部分人都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和训练,整体文化教养程度普遍提高,对阅读、观影等文化生活有着天然的兴趣;作为所谓的“网生代”,自幼就在互联网上生活,不需要借由互联网来放大自己的声音和叛逆,而是非常笃定地在网上已然发展出很多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由于生活较以往都更为平顺、富裕,整个人群的文化性格更温和、丰富、充满正能量。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这批年轻人的成长和成熟,未来中国会拥有更丰富、更有活力的文化形态。而随着网上支付技术的加速成熟,中国文化消费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03月11日),柳森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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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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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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