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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篇题为《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网络的文章在引发了轰动之后,又被网友指出了其时间的错乱,故事的编造。这样的文章为了追求更多的点击,为了引发轰动效应,抓住青年在自我发展和成长中的一些心理和生活的痛点,用编造的方式增加文章吸引人的程度,用戏剧化的手法在扭曲地表达。这篇文章的写法其实也就是典型的传统媒体所习见的“深度报道”,就是增加了一些相对个人化的表述。只是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发表。现在从社会的反应看来,大家都认为这样的写作方式显然已经逾越了媒介的基本的伦理要求而受到的多方面的批评。
 
当然这样希望有轰动效应而做不实的渲染和夸大,其实也是媒介的老问题老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当然也难免有对轰动效应的追求,也会出现不实的报道,这种情况也是举世皆然的。在传统媒体发展的早期更是普遍存在。但随着传统媒体的成熟,一方面有媒体的多重的把关和核实的机制,另一方面也有行业的自律和相对严格的监管。往往在内部的流程中就会受到制约。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传统媒体也有暴露,但传统媒体的平台的流程要求较为严格,内部的监督和行业的监督相对完备,出现这样的问题往往被视为媒介伦理的相对很严重的问题而会对作者乃至本媒体的公信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其纠错的机制往往不能从内部和行业来进行,而是依靠网友的监督查证,这种监督是来自外部的,偶然的,非强制的。是网友的揭示使得这篇文章的编造问题得以受到重视,然后对其的舆论的批评和行政处罚随之而来。这一方面显示了新媒体其实也有一种来自外部的纠错的能力,读者的接受的同时其实也在监督。但另一方面,说明新媒体的内部或行业本身的自我纠错的能力相对较弱。很多不实的、无法查证的文章,一些难于追究其具体的来源的随心所欲的说法,仅仅追求流行取悦读者的现象就可能大行其道,而以“10万+”为目标的业绩的压力使得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自媒体缺少内部的流程监督和行业本身的自律监督的状况就暴露的很清晰。外部的监督往往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而且在轰动效应形成之后才可能受到关注从而受到监督和纠错。一些这样的文章其实已经造成了了相当的不良的影响。因此,新媒体也不仅仅需要有外部的监督,也同样需要有内部的监督和行业本身的自律。
 
新媒体的发展一开始是相对个人化的,往往是一个个体的议论,这种方式之下缺少内在约束的情况常常出现,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主要是依靠同样是个体的网友的外部的监督来对冲和抵消其负面的效果。但现在这种新媒体其实已经是超出了个人的自媒体的范畴,而是接近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也有了和传统媒体相似的公众影响和公信力,但又缺少自律和监督的情况暴露得相当清晰。这就要求有更多的内部的规范的流程,对于消息的来源等有更严格的把关,需要借鉴传统媒体的那些已经相对成熟的经验,在保持新媒体的灵活的特性的同时,需要更强调社会责任和媒介伦理的要求,从作者到平台有更强的媒体伦理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行业本身的伦理的制约。某种类似传统媒体的同行的评议的机制现在明显缺少,这也是应该加以建构的。现在对于这种新媒体平台,强化平台本身的自律和跨平台的行业的自律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发布平台作为具备技术能力和监管手段的主体,在法律、道德和社会责任等层面都有义务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而不应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提供信息传播的平台。在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文章发酵以前,就要未雨绸缪,建立自媒体信用体系,畅通举报投诉质疑渠道。同时,相关监管部门对平台的监督在法律上已经相当清晰完备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提高预警和追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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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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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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