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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很多人提出消费降级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许多生动地讲“消费降级”的段子在社会上流行。这其实值得社会关切和深入分析。
 
这有一些背景值得关注,最重要的是最近除了房价依然高企之外,最近大城市的房租的快速增长,对于在大城市的外来的低级白领等的冲击较大,对本地有家的人没有多少冲击。所谓“消费降级”其实是外来的大城市的低级白领群体的感受,因为房租上涨对于他们本来在大城市相对较低的薪资的占用甚大,而这些人在互联网上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影响大,发声大,形成了相当的影响。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从无论是自媒体的声音还是社会的关切看,这些群体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所形成的“降级”的感觉实际上也就是以这一群体最切实。
 
实际上 ,原来在中国大城市,薪水远比三四五线城市为高,有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往往在大城市寻找机会。一些在相对技术含量较低的普通领域,可替代性较高,缺少具体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可以有机会在大城市从事薪资相对小城市为高的工作,如低级文员、销售、房地产中介等等。中国城市的房子租金和房价往往不成比例,这些群体往往就靠租房解决自己的“住”的问题。这其实给了他们相对容易的生活空间,可以赚到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之间的那部分的薪资的差额,也愿意在大都市寻找可能的机会或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等。中国的超级大都市,除去房价或租房成本,生活成本往往比三四五线城市还低。如北京地铁,过去很长时间全程就是两元,可以说全世界最低价。现在按里程计价后票价也还比一些二线城市地铁低,也比很多三四线城市公交票价等便宜,且系统完备。像外卖等在大城市反而由于集聚效应,也相对便宜。除了“住”在大城市成本越来越高,衣、食、行方面的差别不大,甚至大城市还有优势,公共服务就更难比较。有些年轻人在大城市工作,利用这种薪资上的差异和房价上的差异,过些年就能在家乡或大城市的郊区等买上房。
 
现在的房租快速上涨,对于同样是年轻人的如程序员等这样真有一定特长、薪水较高的群体冲击有限,本地有家的低级白领也对此并不敏感,而一般体力劳动者的薪酬其实这些年上涨很快。如保姆月嫂等的薪酬都增长极快,而且住房问题虽然也存在,但像保姆等有雇主提供,其他的对于相对较差环境的容忍度较高,这当然并不合适,但却是现实状况。这些群体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所谓“消费降级”。实际上“拼多多”等,并不是降级,而是原有的低价消费在网络中的表现。至于如名创优品和优衣库这样的“时尚平价”,其实是新的消费的合理的趋向,也不能说是消费降级。
 
但这种“消费降级”其实是对于那些可替代性强,薪酬上不去的外来低级白领等冲击很大。这样的低级白领随着高校的扩招等已经成为大城市寻找机会的群体的重要部分,三四五线城市,往往机会少,薪酬低,公共服务相对还不够完善,他们往往愿意留在大都市,但现在让这些群体真的面临挑战,在房租高涨的条件下,原来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薪资差距被吃掉了,他们就面临现实的“消费降级”,这确实是问题。一部分人可能就要回到家乡城市,那里的生活成本相对低,但薪酬也低。继续留下在大城市,面临问题就更多,租金上涨的压力很大,同时在大城市买房获得一生最重要的不动产的前景也开始渺茫。前些年讨论的“逃离”大城市,还是“坚守”大城市的问题就更现实了。
 
这都是具体而微的生活的具体状况,需要社会更多关切。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说,本来大都市是否需要这么多这样的人就是问题。这个说法显然也会有争议,也不合适不正确。这些现实的问题就是存在。如何让这些群体感受社会的关爱等都是现实的要求。这需要社会正视这些群体的现实的苦恼和挑战,对于他们的现实的问题有更多的回应,对于他们面临的现实的“消费降级”的境遇有更多的理解。一方面是大城市也要关注这样的群体的现实的存在和要求。另一方面是三四五线城市也要更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的人在当地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这样就可以跨越当下出现的这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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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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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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