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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小猪佩奇被赋予亚文化属性,但仍与主流价值观保持微妙联系。这正如中国新世代的诉求:在不逾矩的前提下,享受属于自身的独立空间,及随心所欲的愉悦感。
 
关键句:小猪佩奇创造的“反差萌”式“社会”感,和主流价值观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即在认同中又有一种调侃、反讽的意味。
 
登陆中国三年后,小猪佩奇成为“现象级网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张颐武一直关注小猪佩奇的本土蜕变路径。他认为,作为一部中产色彩浓厚、教导劝诫特征鲜明的幼儿动画,小猪佩奇在流行过程中被赋予亚文化属性,但仍与主流价值观保持微妙联系。这正如中国新世代的诉求:在不逾矩的前提下,享受属于自身的独立空间,及随心所欲的愉悦感。
 
《新周刊》:梳理小猪佩奇爆红的路径,快手、抖音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以“主播”为中心的自制视频网站在传播上有什么特点?
 
张颐武:它们保留了鲜明的互联网传播特征,譬如“流动状”,譬如“即时感”。类似于直播的小屏互动,可以让受众迅速产生高度共识和认同感,直至迷恋,乃至产生情绪反应。它的状态可能冗长、平淡、细碎,不同于戏剧——戏剧是以一种精心压缩内容、集中突出戏剧冲突、高度紧绷并具有仪式感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它是完全介入日常生活的,可以称之为一种“生活流”。
 
《新周刊》:捧红佩奇的所谓“社会人”,大都是来自三线以下城市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可以视为当下流行文化的引领者?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张颐武:我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互联网的发达,实际上三四线城市的青年和所谓“主流”青年群体在信息接受、价值观方面是同步的。
 
一方面,他们是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比方说电影,2018年中国电影总票房预计可能超过700亿元,如此大体量的增长,相当部分是由三四线城市甚至是五线的乡镇贡献的;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圈子里认同的那套草根、街头的文化主宰了流行文化,比方说《中国有嘻哈》的那些人等。他们直接把那群掌握文化解释权,定义何为“高雅”何为“粗俗”的文艺青年挤到一边去了。十年前,普通青年在拙劣模仿文艺青年,其他青年则处在鄙视链底层;如今,风水轮流转,小猪佩奇的走红,几乎是由普通青年一手缔造的,已经没有文艺青年任何事了。
 
一言以蔽之,中产化风潮已经遍及城镇。当年贾樟柯电影《小武》中那种受制于城乡差异固化,贫穷、绝望的外省青年,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流。
 
《新周刊》:你如何定义“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略带暴力的《古惑仔》到当下充满萌感的佩奇文身贴纸,你又怎样解读青年人在“社会崇拜”方面的变化?
 
张颐武:我理解的“社会”,带有跨界、逾矩、边缘化的意蕴。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古惑仔的相当强的反社会的意味。而小猪佩奇创造的“反差萌”式“社会”感,和主流价值观之间有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即在认同中又有一种调侃、反讽的意味。正如小猪佩奇这个形象,小任性、小刁钻之余,温和无害,憨态可掬。
 
近几年爆红的亚文化形式,比如街舞、嘻哈,都具有类似特点,以反叛、挑战秩序、冲击边界的感官来获取公众的认同,但是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反社会情绪,稳妥而积极。由此表达的青年群体的心声,可以这么概括:“我无意对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颠覆,甚至对其存在认同,但建制必须给我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让我享受到随心所欲的愉悦,让我构建属于自己的认同。”你看,他们既是《中国有嘻哈》的粉丝,也会追捧《战狼2》《红海行动》。
 
以小猪佩奇为例子,它脱胎于英国社会背景下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训诫、规范幼儿行为,这套东西和中国语境存在着隔阂和裂隙,因而很容易被年轻人当作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媒介,由此有某种戏拟,反讽的意味。事实上,年轻人确实在对这个文本不断进行再解释、再创作的过程中获得话语权。这其实是后现代文化、当代流行文化使用的一套常规路径。
 
《新周刊》:说到青年人的认同方式,相比于上世纪60年代反抗意识浓厚的摇滚乐、嬉皮士文化,为什么在当下会呈现为小猪佩奇、蜡笔小新之类低幼感十足的卡通形象?
 
张颐武:当下的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主流,随着健全的财产、家庭观念得以建立,一种对认同的温和表达逐渐替代了原本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冲突。
 
激烈反抗、二元对立,属于现代性范畴,是法国大革命直至20世纪中后期的玩法,21世纪到来后就显得过时了。与之相比,“千禧一代”(在中国对应的是80后、90后)乃至00后的认同表达,是后现代范畴的:亲民,变化多样、形式不拘,兼容、调适性强,寄生在各种载体中,并且时刻创造全新的、更丰富的意蕴;基于中产审美的作用和现实生存压力的影响,又会格外注重感官上的“爽”和视觉上的“萌”。
 
与此同时,摇滚、嘻哈这样一度带有激进性的文化形式已经被吸收到主流价值观体系,变成一种可以丰富主流社会活力的东西。一方面,上世纪60年代一度对社会结构形成冲击的嬉皮士文化,最后演变成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性主义、LGBT平权;另一方面,主流文化的“混搭”感也越来越明显。譬如新锐企业家如扎克伯格,都以T恤牛仔裤形象示人,这些都已经是新的政治正确了。特朗普那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腹便便穿西装的、支持枪支自由的、反政治正确的人物,则被视为无聊、过时、刻板的保守派。
 
《新周刊》:“佩奇热”的许多环节,有着相当大的商业操作成分。这是否说明,这场略带叛逆色彩的狂欢,本质上还是对消费文化的妥协?
 
张颐武: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够轻易脱离消费。以女权运动为例,它的根源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占据的主导地位的不断瓦解,它的表现形式,如“me too”行动,更强调女性自主意识。许多商家也在有意识地迎合这种自主意识,将女性置于舞台中央。人们也转而用中性的眼光看待消费主义,而不是一味贬损。
 
目前中国存在着一种状况:一方面鼓励消费,否则生产没法促进;另一方面又警惕消费,担心其影响价值观,也有些对这些新的文化的轻视。对于年轻人面临的困扰和压力,应该给予他们宽慰、放松、身心愉悦的空间,缓解内心焦虑以及和长辈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我认为,对于青年亚文化还是要留出口,实际上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有积极意义。在对秩序没有任何冲击,反而丰富社会主流的的情况下,促进属于他们自身的认同,对大的社会认同的形成,也对于正能量传播有好处。
 
卢楠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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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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