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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市场咨询机构益普索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中国受访者看来,最令人担忧的三个问题分别是道德沦丧(47%)、环境破坏(40%)和失业(31%)。有趣的是,道德沦丧并没有出现在其他25个国家的前三位担忧的问题中。
 
这其实是非常有趣和值得关注的。这里有排在前三的两个问题道德沦丧和环境破坏虽然也和个人有关,但都是相对比较广泛和社会性的。只有排在第三位的失业是个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这个调查凸显了中国公众其实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宏观的议题的高度的关切,也确实体现了中国公众的一种社会责任意识。
 
我们看到,排在第一的“道德沦丧”的担忧其实是这些年中国社会的相对集中的焦点,也是公众一直以来的关切。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和一般人的感受还是比较契合的。无论是媒体的报道议论还是自媒体对某些事件的反应,往往最后都和道德问题息息相关。道德是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和约束人们的规范,它和法律比较起来往往是相对软性的,是对人们的内在的精神规范和社会的共识所形成的约束。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随着中国的高速的发展和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公众对于道德沦丧的担忧其实一直以来都还是现实的存在。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就经常议论“道德滑坡”的问题。
 
它是从几个方面上产生关切:一是对日常生活中的公德缺失的不满。这似乎是一个传统的焦点问题,人们对于一些在公共场合的不文明现象有着很强的反感,对于诸如闯红灯、不排队这样的行为都有很强烈的不满。这似乎是对于国民的“素质”不够的自觉意识,这种关切是很普遍的。这些年个别中国游客或移民在海外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受到诟病,而更强化了这种“素质”的焦虑。二是对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一些仅仅关注个人利益,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现象也有很深的焦虑,担心这样的状况会让我们的社会陷入金钱至上的焦虑。也一直呼唤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市场经济也有人性和道德的层面。三是对于一些逃避责任,群体性的道德问题状况,对职业道德、行业道德的缺失,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潜规则”强烈不满,特别是对于某些应该有更高道德准则的人的道德缺失有很强的焦虑。这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的。这方面的讨论和关注其实一直是中国公众视野中的焦点,也是公众在私下和公开经常议论的。人们常常担忧在富起来的同时,这些方面暴露的问题会对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总是期望社会向更高的层面上提升。中国人不仅仅需要富强,而且需要有更为高尚和更加文明的富强。中国人不仅仅要发展,而且要更为具有高素质和高品质的发展。这些焦虑其实是社会对于自身沉沦的担忧和警觉,也是公众对于自己社会和自身的责任感的体现。这种道德的诉求,既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怪现象或坏现象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自省和反思。
 
中国在传统上是东方社会,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道德观念其实是渗入到社会肌体之中的。传统中国的道德意识和现代中国人在争取富强和发展中的新的道德意识其实都是我们今天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人其实有很强烈的道德的关怀和道德的诉求,对于今天社会在高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有着相当清楚的认知。承认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我们面对着这样的内在的问题和挑战。当然也会有人指出,过度的道德焦虑也会造成社会的紧张感,过度的道德苛求也限制社会的发展。过分地对他人提出严苛道德要求,对自己则道德放纵会导致双重人格等,这些情况确实存在,需要正视,但这毕竟不并非主流的问题。中国社会的道德的提升的愿望应该总体上是积极的。
 
这说明人们也能够超越单纯的自身利益的诉求,而对于像道德沦丧或环境问题这样的大的问题有所关怀和愿意承担责任。他们这种从更高的角度上对于当下所暴露的问题的认知和担忧其实是对于社会和自我的更高的要求和期许。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敢于正是自身,敢于面对负面的问题而不仅仅担忧利益和个人得失,这种面向其实是一个大国前行的必要的基础。人们看到走向星辰大海的中国,也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和敢于做出自身提升的改变。
 
这种对于道德沦丧的担忧,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前行的可能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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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72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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