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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白左”“圣母”:西方主流自由派文化面临冲击

2016-11-16 张颐武 张颐武
“文艺青年”“白左”“圣母”:西方主流自由派文化面临冲击

“文艺青年”“白左”“圣母”:西方主流自由派文化面临冲击

张颐武

 

   中国网络里有些词,其实是很生动的。如文艺青年”“白左““圣母等等。这些词肯定不政治正确,有贬义,也不适宜,但描述起来佷明确清晰。在中国的文艺青年这些年也是大行其道,它其实和所谓西方的白左”“圣母很有渊源关系。

  实际上都是六十年代西方左翼活动转型之后留下来的,九十年代之后更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自由派的观念和思潮的一脉。从西方看,左翼大行其道有两个时代,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中,西方不少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失望,认为苏联是新的方向。美国欧洲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往往要真干,如菲尔比这样的苏联的间谍都是受到思想感召。西班牙内战是左翼思想影响极大的见证,无论海明威或是毕加索都为此有伟大作品。但冷战之后受到麦卡锡、尼克松等右翼彻底清算。好莱坞好多人都由于和左翼的这一段渊源失业了,被整得很惨。二是六十年代,这时对苏联已经没有浪漫想象,中产也彻底普泛化,青年对中产的压抑文化很不满,西方也在越战、环保、种族、妇女等方面问题多多,于是内部青年造反,期望更好社会。但已经没有了对外部冲击体制的力量的希望。而七十年代之后以文化创意和计算机科技等的后工业模式流行,为这些观念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文化化,财富浪漫化让这些六十年代被主流有效吸纳,克林顿夫妇到奥巴马可以说都是这个主流的象征,这些逐步形成的观念成为了全球主流。

    这个西方六十年代以来的自由派的文化主流,被中国的一些网友被视为无用无能,和现实脱节。其实这些在过去一些年还是对西方维护文化优势有极大作用的。
    如对西方过去的资本贪婪吃相难看,大腹便便的巨贾富翁,非西方反西方的都可以痛斥。但现在财富很浪漫化,新大亨如盖茨、扎克伯格都是关爱慈善的典范,精神追求的榜样,都捐了很多钱,对远隔万里的问题忧心忡忡,你骂就没有着力点。炫富摆阔都是新兴国家或石油输出国的。西方反而不这样。
   过去资本主义只赚钱不环保,非西方当年落后工业化不够,可以骂西方人破坏自然,现在西方最环保,最关心人类。非西方反西方的要发展就遇到自己发展不环保问题,就没话说,自己反而陷入矛盾,不发展就受穷,发展就难环保。反而西方很占理,又早就发展了,通过产业转移和治理早已享受环保的好处
    原来资本主义狭窄,边缘群体如非白人女性同性恋等都受轻视。但现在都有很多成精英,有些领域如时尚界,反而是同性恋很主流。这些都让你没话说。连动物权利,动物福利都提出来,引领时代潮流。
   这促进了劳动力多样化,精英多样化,更灵活,对非西方反西方的文化冲击很大。人家什么都比你强。可以说是这是主导了这一波的全球化的文化力量。批传统资本主义容易,说他们贪婪低级就行,但批这些新的文化优势很难,它把什么都占住了,非西方反西方想找理由反驳都很难,人类的大话语被掌握得很好,一点不贪婪不低级。反而人家教你如何多元如何环保,如何关爱。如西方富人就到中国来教中国富人慈善,中国媒体也无限的羡慕和敬仰。外部的批判被这文化优势消解了。而这正是把六十年代的左翼消除反体制的过度激进,而成为一种合法性的力量的成功。
    中国的文艺青年其实许多深受这些观念影响。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这些观念借助摇滚等也成为小众的文艺青年的最爱,当时中国的摇滚等的想法极大地受到六十年代的西方的影响。而文艺青年随着中国中产化的大进程,越来越普泛化。物质生活的细腻精致和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一起被想象。而文艺青年在中国语境中也往往让普通青年无语,他们的话语权和自信都很强。对中产普通生活否定,追求诗意浪漫。这些状况其实超越了原来中国语境中对左右的传统定位。传统左右在这些话语面前都相对老派,往往难以回应这些新话语的冲击。传统的左批的资本的恶,这些新话语早就脱敏,传统的右认为这些新话语左,要颠覆西方社会,也根本显得过时,人家根本就超越你那套把西方变得多元了,原来自由市场、民主自由有了这一套如虎添翼。于是新话语几乎无往而不利。 最近的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特朗普当选,都和六十年代西方的潮流有关,前者是它已经完全主流化,被社会充分承认,后者却是它受到冲击的标志。
       这次特朗普胜选或英国脱欧的震撼就在于这不是新兴国家的老派人否定这些,而是西方内部的传统中产造反。这不是俄国或中国反对自由派主流的文化优势现在西方的传统中产不干了,内部颜色革命,就是这些话语中这些传统中产没得到好处,反而经济地位下降,生活受冲击。而在中东等地西方做大事,反而遭遇大的难民潮。这就是反噬。那一套文化优势变成了经济社会的拖累。这一下内部不敢说,但用选票说话。这不是外部来的,而是内部的社会基础不答应了,这就是大变化。于是,不是像中国网友嘲笑白左“”圣母,而是动真格的。未来还要观察 这当然和全球化这些年的变化有关,也和西方国家的内部的人口和社会状况的变化有关。这让自信满满,觉得自己非常正确的文艺青年也非常震撼。这个逆全球化的后果和发展很值得深思和观察。原来视为西方软实力最强大的多种族、少数话语,高调环保,流动自由,财富的浪漫化等苏联东欧瓦解后奉为圭臬的六十年代以来的自由派的所谓白左”“圣母的观念被逆转,全球化天然是对西方有利的观念受了冲击。老派的勤奋工作、注重实利的中产话语回归。西方内部的变化对外部的冲击就很大:一回归国家利益和认同等传统现实主义观念。二西方追逐实在经济利益和再工业化的期望上升。三西方内部利益调整,工业化时代崛起的传统中产要求重回主流。这样西方内部的国内的矛盾和西方国家间的矛盾都会上升。这对新兴国家的影响有利有弊,利是西方文化上的优势被冲击,原来靠所谓价值观来从话语方面的冲击减弱。弊是经济利益的直接的争夺会加剧。世界回到一种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竞合关系。世界各国都回到现实的利益。工业化时代的一些观念在互联网时代依赖互联网回潮了。

未来在不确定中展开,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90年代以来的思潮和方向面临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后果还不清晰。但新的景观肯定和过去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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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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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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