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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场演出激发了诸多讨论,演出是否具体涉及违规等问题当然需要厘清。但讨论却上升到一个已经过去,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有了历史的判断和人们的相对一致的共识的时代能否回来,社会是否面临巨大危险的问题。这场演出里面的一首歌似乎触动了当年熟悉这首歌和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敏感神经,不同的意见由此在互联网上产生了很多争议。

其实这样的问题的提法曾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过,那时曾经有能够让人回想起那个时代的“现代京剧”的演唱让经历过那个时代,承担过很多痛苦的人们对此有所批评,提出对于那个时代回来的警觉。这在当时也成为了一个引起关注的公共议题。应该说这在当时是有其现实的意义的。

但八十年代也已经渐行渐远。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成就已经让中国的发展方向更为清晰,而社会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显然也需要的是新的应对。社会对那那段历史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它已经不再是激发社会广泛讨论的焦点。个别极端的说法或想法偏离了社会多年的共识和中国发展实践所验证的方向,既无可能也无基础成为社会的主流。至于民间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也仅仅是多样的社会中的某种表象,它或者会有些某种并不积极或复杂的意义,但也不可能产生巨大影响,更不可能对社会本身构成严重的冲击。如很直观的一点就是,那个时代曾经对传统文化有极为激进的否定,造成了伤害,而那已经被当下的时代和历史所彻底否定,对传统文化和文明史的尊重已经是高度的社会共识。

今天就此进行的讨论就难免成为当年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龄较大的群体关注的事情,成为某种“圈子”式的议题。它实际上和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息息相关的紧迫性和现实性而呈现出某种“脱节”。那一演出涉及容易引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争议和联想的歌曲等而并不合宜,但后来所激发的唇枪舌剑的争议也似乎有某种失焦之处。

关于那个时代是否“回来”的讨论,其实并没有和当下的中国的语境和日常生活相契合。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中国的问题远非那个时代是否回来之类的议题所能涵盖。中国的三十多年的发展其实把那个时代放入了历史之中,对它的评价其实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个部分。当下中国在全球化和内部变化中出现的种种新的情况,也绝不可能简化或极化为对那个早已远去的时代的评价。把这样的某些“个别”的议题拉升,其实离开了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变成了凌空蹈虚的问题。看着议题很大很重要,其实相对较虚较抽象。实际上,这样的议题也显然没有涵盖社会现实的力量。

同时,讨论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大家都很认真投入,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忧心忡忡,其实离开当下的文化现实与日常生活很远,都没有超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的议题和想法。其实看看《欢乐颂》,观察一下帝吧出征或网红等大众文化,看看今天的“互联网+”构成的新的生活形态,你会发现现在居于社会重要位置的年轻一代其实对那些争论很隔膜,他们的生活现实也和这些讨论难以形成任何具体的联系。这些议题所形成的讨论的语码也不是当下公众所熟悉的

中国生活当下的丰富性其实远非当年这些议题所能限定。想象一首歌就能回去或不唱一首歌就回不去之类,其实和生活实际脱节得厉害。这些老年人之间的分歧在实际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具体的位置,其实中国当下和全球有很多很具体实际和紧迫的问题,比这些老派的论争相对有趣多了。无论是人们关注的具体的生活问题,还是全球或中国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关于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能否“回来”的讨论都不可能是现实的焦点。它当然有其历史观照的意义,但毕竟不是具有现实的张力和价值的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讨论的公共性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反而容易有所局限。微博里的一些讨论就已经偏于小众,仅仅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圈层中有影响。微信朋友圈等相对私密的小圈子更让圈中人人往往觉得议题很重大,是社会的重要议题,但其实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小,涵盖面有限,也不可能就形成圈子中人所想象的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互联网扩大了世界,也容易让一些圈子式的议题越来越局限在自己的圈子之中,造成视野的“窄化”。公共讨论如何更好地面对当下的现实,回应时代的问题,其实是社会应该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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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72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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