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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又到日本,正是2016年的樱花季,一路走来,到处见到盛放的樱花和赏樱的人群。樱花的独特在于它的热烈浓密,整棵树全是密密麻麻的的小花,而许多棵树构成的花海在路的两侧,在花园中到处盛放,让人感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徜徉花海,细观樱花,每一朵小花都几乎是一样的美丽,但众多小花的集合就是无穷的重复,构成了一种隐隐的集体的力量。每一朵樱花都看起来很单纯脆弱,但无数樱花在日本各处盛放的,却又让人感受隐含的内在的力。樱花被日本人感慨的是它的灿烂而短暂,一年中只有这一周左右的盛放,一如我们的生命在历史或宇宙的大尺度的时间中的短暂,或者像我们美好的青春在自己的生命中的短暂。热烈而灿烂,却短暂的如同一瞬间。我们看樱花一面是流连在美丽中,一面也感慨美丽的并不常在。一面是投入和沉醉,一面也有感慨和忧伤;让我们对生命别有一番感悟。

   这次到日本是参加环球网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组织的访问团。这个团里既有陈健团长这样曾经担任过驻日大使的资深外交官,也有年轻的90后的中国漫画家和延参法师这样的网络上有影响的人士,更多的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网络上的各种大V。我自己在1999年到2001年间曾经在日本东京大学教过书,那时在日本的华文媒体上也写过专栏,回国后也结集成书。这些年来也对这个邻居之国有很强的兴趣。这次到日本,访问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现任副外相木原诚二,也接触了不少媒体和媒体和民间人士。观点各有不同,但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这是对中日之间关系的很现实的描述。而在日本感受到的中国的存在也是具体而感性的。

   两个词似乎在喻示着中日之间的复杂的纠结:一个是“爆买”,这是指中国人在日本购物的热潮,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是日本经济最近的一个亮点。中国旅游者在日本的存在已经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我们在东京、京都等地都见到大量的中国旅游者。中国到日本旅游每年有近五百万人,占到整个来日本人数的接近四分之一。日本经济的停滞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这似乎是引人注目的亮点。也说明了中国近年经济高速成长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对于日本其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利好。而日本被大家所热捧的“工匠精神”和细致入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完美追求都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中国今天的发展其实对日本是有利的由此得到了现实的具体而微的证明。而另一个词是“中国包围圈”。却是日本对中国的发展的负面看法和参与到“遏制中国”势力之中的体现。而不少民调显示两国民众之间的好感也在下降之中。日本和中国其实有许多现实的相互需要和改善关系的可能,但也有许多问题和矛盾。

   中日要好起来,是人们的愿望,也有许多好起来的理由和基础,但在我看来问题的最复杂之处是两个“不”之间的纠结矛盾,这两个“不”之间的碰撞现在似乎很难解。一个是日本对中国发展的“不甘心”。日本一向自视为亚洲经济最有实力的国家,在亚洲当年的所谓“雁行理论”的逻辑中,日本是冷战中和冷战后一段时间整个亚洲发展的领头雁,日本把通过产业转移和投资,以及软实力的扩展等在东亚形成很大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的兴起,东亚的格局发生了不可逆的重大的变化。中国现在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和作用迅速扩大。这让日本的一部分人有了强烈的焦灼,对中国未来在亚洲和世界的角色感到强烈不满和不甘,认为世界和亚洲的战略格局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变,因此对于遏制中国的发展,牵制中国有强烈兴趣,积极参与各种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行动。而由于媒体和社会精英的影响,一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也出现了更多负面的因素。“不甘心”就是要通过更多地配合美国在亚太的动作来彰显日本的大国存在,今天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对中国兴起的疑虑似乎还是很大。两国国民之间的互信受到冲击。二是中国对日本今天的走向“不放心”。不少中国人对于日本当年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侵略造成的巨大伤害还记忆犹新,而日本今天选择的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意愿,以及似乎很明显地选择倡导“遏制中国”等等都让不少中国人感到忧虑,担心日本走上和中国为敌的路,担心日本在“遏制中国”的选择中失控,让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都受到伤害和冲击。而整个日本社会的强烈的右倾化其实是欧美发达国家难以见到的,原有的战后形成的制衡日本发展路向的左翼力量的衰落十分明显。中国当然希望和平发展,中国的进步不可能与人为敌,就会觉得日本的作为是刻意阻止和压抑中国发展,让中国不能进步。所以中国社会中对日本的走向的“不放心”也形成了思潮。

这个“不甘心”和“不放心”的难以消除正是彰显了中日问题的难点。而两者往往是相互激荡,相互叠加的,形成一个难以解套的“怪圈”。日本对中国的兴起越“不甘心”,就让中国对日本的作为更“不放心”。而“不放心”的表现又让日本更“不甘心”。这其实也是整个世界格局在二十一世纪转变的投射。如何放眼未来,走出这个纠结的“怪圈”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相互理解。

在日本还有个感受很强烈,就是原有的日中友好的传统力量的凋零。战后随着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有不少主张日中友好的力量在日本民间形成强大的影响。这些主张日中友好的人士在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形成了稳固的力量和坚实的基础,对于日中恢复邦交起了巨大作用。如我们访问的全日空这个日本有影响的航空公司的的第二任社长,就是当年为中日友好孜孜努力的冈崎嘉平太。当时中国的以德报怨道义上的高度,贫穷而又不失尊严的状况在日本民间有广泛的影响,和日本的左翼力量交叉交织,形成一股力量。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改变,传统左翼衰败,中国的快速兴起又在日本形成了极其复杂微妙的心理影响,中国的形象也有了改变。老一代的日中友好的力量随着时光流逝而日渐消逝。当年我在日教书时就感到来参加传统的日中友好活动的多数是老年人,而现在这个力量更弱。而这是和日本左翼力量的衰落相依存的。在日本和几个朋友聊起,说日本的社会党或后来的民主党,没执政之前都有较高支持率,社会党战后很多年一直是第二大党,民主党一度高速崛起。对自民党反对驳斥受到不少支持。但真执政后,办事不熟,能力不够,遇到问题没有应对能力,也没有各方协调办法,反而让国民知道没什么办法,现在都衰落。社会党合并后连原来的人都弄到见不到,民主党现在叫民进党,也举步维艰。反而日本共产党就是基本理念不变,守住基本盘,虽然影响有限,还维系稳定存在,有所发展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其实是和世界格局的变成息息相关的。

    在今天这样的格局中,中日超越“不甘心”和“不放心”有其现实基础。亚洲和世界很广阔,其实中国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衰落,中国的兴起反而给了日本更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机会。日本的“不甘心”没必要,在亚洲也不存在谁是头的问题,中国和日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的诸多共同的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游客的“爆买”其实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说明中国发展起来正是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机会。我们在全日空拜会社长伊东信一郎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对于企业来说,中国和日本其实仍然有很强的互补性,有合作的巨大的空间。经济方面的合作是基础。而两国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更是重要。我在媒体交流会上提出了关于促进大众文化交流的看法。

   众文化是人们的生活中的重要的方面,它通过广泛的传播影响公众对事物的理解,尤其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更大更深。中日两国当下的大众文化很发达,在大众文化方面的交流的作用不可轻忽。中日两国的大众文化方面的交流为两国的沟通和理解的历史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电影方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的几部电影《追捕》《生死恋》《望乡》在中国上映,促进了中国的开放,也为中国人了解日本做了贡献。而当时的高仓健等人也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偶像。《血疑》等电视剧也红极一时。而中日两国共同制作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当时中日两国都很有影响。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的电影在日本也引发很多关注。而在电视剧方面也有不少有影响的例子,如当年的日本电视剧《流星花园》有了中国台湾的版本,在两岸三地都有很大影响,而冯小刚的《非诚勿扰》的最后一段在日本北海道取景,让北海道融入主人公的感情经验中,其实为今天的中国人赴日旅游热打开了想象空间。而日本动漫在中国到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这些都加深了在日常生活方面的沟通和了解,也深化了两国公众对对方的认知,真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大众文化是传播最广、最有效交流的桥梁。现在这种交流也越来越不足。这其实正是可以努力的现实的着力点。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其实是互利互惠,也是民众最能够直接感知的。这方面的努力其实是可以下功夫的。这些方面的感性的了解多了就会增进共识。现在通过中国人旅游构成的民间交流还需要更多相互在文化层面的理解。应该从政府间和民间的渠道促进大众文化的交流。包括政府可以推动的大众文化方面的沟通和合作,对年轻人的沟通和对话的交流的促进等等。对于各自的生活文化、流行趣味的介绍来增进理解。知日和知中应该成为公众文化兴趣的一部分。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交流应该加深。在这些领域的文化方面的交流应该有更多的努力。

   在日本感受樱花季,其实是复杂而丰富的,中日是不能选择的邻居,但邻居相处的方式是可以选择的。现在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智慧来给予邻居之间更多的美好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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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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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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