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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新周刊》提出过一个有趣概念,叫做“知道分子”。这个词和“知识分子”相映成趣,也曾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有些人能够把复杂的专业问题和艰深的学术思考等等变成一种和大众有交集、能够易于为公众理解的“轻”“浅”的思考,这样就便于人们理解。知识分子还在学院的门墙之内,“公共”一下,也还是有其艰深一面,自有其专业的领域和学术的成绩。不过是探出门墙来和大众沟通一下。而“知道分子”则打开了专业界限,变成了大众不可须臾缺少的人物,他们负责解释现象。但现在有趣的是,网络里的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中,连原有的“知道分子”都已经受到了嘲笑和抨击,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的经济学者,现在都名声下降,在网上饱受非议。

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人人都是“知道分子”,大家在网上七嘴八舌,查查百度或是看看微信朋友圈里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那些文字就对事情了如指掌,也就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于是乎,在群里讨论争议或是在微博里形成舆论的风潮等等都是有趣的现象。除了政治性的讨论之外,被称为“三大坑”的转基因是否要有毒,吃狗肉是否不道德或是中医是否有效等等,都变成了互联网上引发分歧的持续的话题。这些话题里的专家学者也都变得成为了舆论场上和普通人一样的人,已经卷在争议之中,已经没有可以左右意见的任何能力。大家的“常识”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当然其他的问题上,公众的意见也比专家学者更管用,舆论变得比专业意见还声音大得多,不少时候形成的舆论风潮让不少专家被弄得狼狈不堪。

这其实是“大众”的变化和生活的变化的结果:首先,今天的中产群体和年轻人,受到的教育已经远比过去普遍。大学扩招,互联网上的知识的普及,都让今天的普通人对专家学者不像当年那么觉得神秘。今天的许多专家不过是和这些各行各业的“大众”的大学同学,不过是他们硕士博士不断读而已,也就没什么稀奇。人们常常觉得自己比专家学者更具发言权或具有相同的发言权。理工科显得还艰深些,所以“理科男”还有一层专业感,让人觉得有点隔膜,文科更让普通人觉得就是卖狗皮膏药的。

其次,互联网把知识的获取变得格外的便捷,什么事不知道,百度上一搜就解决了,说不上精深,但资谈助还是绰绰有余。原来专家垄断知识,现在普通人也知识丰富。因此,人们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常常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既和自身的利益相关,也受到了自己认知的“常识”的支撑。

第三,今天人们看到的学者专家的言论往往绝非他们的专业论文或在”学术共同体“内的讨论,而是传统媒体或新媒体记者的报道,媒体记者等在今天剧烈竞争的媒体环境之下往往会语不惊人死不休,都选择专家言论中最吸引眼球的,往往抛开了具体语境,把专家的话变成具有耸动性和极端性的。

第四,也会有专家真正出乖露丑或学术不端、等等情况,或刻意吸引眼球说些极端的和不靠谱的话的情况,这些放到了网络环境下,更让一些专家失掉了话语权。公众具有的“常识的权力”常常压倒了一些学者专家拥有的“专业的权力”。

这其实是大众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全球都在发生。公众对专家的想法常常是矛盾的,一面对专家看不起,觉得他们没什么不得了,但另一面又要求严苛,觉得你是专家就应该解决所有问题,否则就是无能。这些情况让一些专家害怕和公众打交道,觉得公众很危险,难把握,逃避社会。当然也有受到“明星”式的诱惑,宁肯放弃专业意见来取悦公众的专家。而这些也加重了“专家无用”的公众意见。公众遇到的矛盾是,我们什么都“知道”,还要专家干嘛?但没有专家,我们连百度的机会都没有了,也就无从知道。所以常识的权力和专业的权力在今天的矛盾也是无解的。这也未必是“反智”,而是人人都觉得自己足够“智”。

但情况其实复杂,一方面,公众的“常识的权力”当然重要,但专业和专家其实也不可或缺,因为他们的研究还是多年集中在一个领域,总比普通人对此了解得多,想得深,总可以作为普通人的参考。就是公众觉得很懂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实其专业性也是相当高的,如研究唐代文学,也不是就欣赏唐诗那么简单。现代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就是由于今天的社会分工复杂,专业性高。专家也未必真不靠谱,把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还是有用的。同时平和些,认识到专家也会有不当,也会有盲点,不必嘲笑。

另一方面,专业人士当然有其领域。但也还是需要用公众理解的语言,让公众多了解自己的专业的意见,这其实对于专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专家当然要说话谨慎,但也要坚持自己的专业的意见。有些专家就在学院里研究没问题,当然也还需要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用“知道分子”的方式传播专业的意见。提供给公众参考。大众时代,也还是需要把专家意见作为不可缺少的参考。两面都平和些,一方面公众不必看不起专家,他们也起码在专业领域比你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专家也不应看不起公众,今天他们的意见其实对于你的学科发展或你的工作都会有极为现实的影响。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这个现实需要更多的公众和专家的沟通和理解,对话和相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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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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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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