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思“五四”开始

——李长之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价值

张颐武

   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讨论的思考最近一些年一直引起关注和探讨。这当然一方面是中国的高速发展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也是和中国今天的文化上的焦虑相联系的。如何进入文艺复兴的探讨，我以为，需要回到历史再度思考，才能为今天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照。这里我希望通过探讨李长之在抗战期间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论述，来为今天的讨论添加一个新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文艺复兴的探讨正是建立在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的基础上的。

   李长之的重要代表作《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性的论著。这部著作出版于抗战年代，今天看来仍然是发人深省，启人思考。他的方法是尝试直接探入五四，在对五四的再思中建构新的文化。在对五四的反思中，李长之将“五四”视为“现代”过程的一个并不完美的起点。他在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之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路，于是决定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一关于“五四”乃是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中国应该迎接新的文艺复兴的思路是李长之精神的核心和关键。《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和《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两文可以说是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章。在这里，李长之首先辨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同。他构筑了一个将“现代性”分为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两个不同方面的阐释策略。他好像要把这正好和五四时代的思想家的思路有巨大的区别，胡适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直接将它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李长之却将两者做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区分。他认为“文艺复兴”应该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而五四运动则仅仅是启蒙精神的展现。他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我们试看五四时代的精神，象陈独秀对于传统的文化之开火，象胡适主张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象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象鲁迅在经书中所看到的吃人礼教，这些都是启蒙的色彩”。而这种“启蒙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明白和清楚”。所以五四精神就是一种“清浅的理智主义”。他的这一定位使得对于五四的思考清晰化了。他的这一方法乃是用将五四的话语彻底西方化，似乎是用西方“现代性”的双重起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来衡量五四，却发现五四并不能达到彻底的“西化”，这个“文艺复兴”的缺乏正是五四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距离。在这里，李长之将五四的文化逻辑贯彻到底，推向极点，用更严格的西方标准衡量五四，反而发现五四的局限在于没有对于传统的再发现。这种独特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思考。

     他枚举式地展开了五四的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五四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第二，五四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第三，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第四，五四这个时代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自然科学。第五，五四文化运动可看作西洋思想演进的一种匆遽的重演。第六，五四运动的精神事实上已渐就结束。最后的这个观点他举出了两个超越五四的例子，一个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李长之的思想也是在和同代人的不停的对话中形成的，其对话的中心就是冯友兰的思想。他也批评“新理学”的体系太过理性，难于超越五四，却又认为“新理学”是五四的理智主义的最高的结晶，已经具有超越五四的可能。尤其是冯友兰的有关“接着讲”和“照着讲”的不同方法的辨析对于李长之尤有启发，而冯友兰的对于传统的肯定，对于中国文化具有的“旧邦新命”的信念也给了李长之深刻的启发和超越五四的思想前提。

   李长之在对五四的反思中对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提出了新的思考。冯友兰乃是接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而李长之正是对于五四的“接着讲”，而不是仅仅“照着讲”。超越五四，正是以“文艺复兴”的命题，接着“启蒙精神”向前发展。他认为：超越五四需要“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这个起点开始，李长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文艺复兴的高度加以再阐释。《中国文化传统的再认识》一文分三篇，上篇为《儒家之根本精神》，中篇为《古代的审美教育》，下篇为《中国人人生观的缺陷》。这三篇文章完整地提出了对于传统复兴的方向，给中国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儒家的根本精神》直接回到现代中国否定最多的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对于儒家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阐扬。李长之也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核心。李长之当时指出：“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的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孔子的真价值，却无宁在他那刚强，热烈，勤奋，极端积极的性格。这种性格却又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面目，即是那强有力的生命力并不是向外侵蚀的，却是反射到自身来，变成了一种刚强而无害于人，热烈而并非幻想，勤奋却依然从容，极端积极而丝毫不计成败的伟大雄厚气魄。”这种儒家的精神正是中国的“强者”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中篇中化为了审美，他提出“玉”是中国美的最高境界，“玉所代表的美感是颇高等的，不稚弱，不琐碎，不浅薄，不单调，不暂时，不变动不居，不死滞不前。在人格上能与之符合者，也恐怕只有孔子而已。……玉和孔子代表了美育发达的古代中国。”而他始终进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尤其是人物传记的写作，如孔子、司马迁、韩愈、李白、陶渊明的传记的写作贯穿他的一生，显然是为这中国的精神寻找具体的展开方式，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寻找途径。而下篇则批判中国传统的问题，对于中国人的仅仅注意具体，而缺少整体性进行了批判。这说明李长之并不是一个“国粹”派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开放态度的思想家。他超越了五四的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新的可能。李长之期望通过给五四添加一个文艺复兴的层面而超越五四正是力图超出普遍性／特殊性的历史的纠结，提供了另类的选择的可能。

    从李长之的见识看今天的讨论，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一讨论并没有超越李长之当时的思考。现在我们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新中国”给与“文艺复兴的”的梦想更加充实的内容，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文艺复兴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展开和思想的探究。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口号的价值和意义的阐释，而是面对新的历史情势的新的眼光和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