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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其实对中国现代史来说是影响特别巨大的过程,持续的时间并不是最长,只有八年时间,当然从东北抗战开始的918 算起,有十四年时间,但是这些年对中国现代史来说是最关键的八年,它其实是中华民族现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它面临亡国的巨大危机,也是中华民族在他的近现代历史中发展的最低点,那个时候政府都跑到重庆了,很多人觉得都已经马上就不行了。但它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一个历史临界点,这个意义是特别巨大的,他对中国人的心理,文化,精神影响非常深远。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其实抗战的关键就是把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普及到社会的基层。普通人都有了现代国家的意识,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很关键的。这是在观念和思想上,中国人从城市到乡村、从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凝聚了民族的意识。抗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文艺作品,就是因为它把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一直深入到普通人。中国近代,现代国家意识对县一级以下的村庄的人并不是很强烈,那么看到日本人的占领,他是深入到每个人的感觉里,深入到中国的基层了,这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压力,所谓亡国的现实的危险让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这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是最重要的。中华民族的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到这个时期完成,中国终于凝聚成一个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

      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很艰难的,必然经过复杂的过程,这其实抗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算低的。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也就是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下降的趋势,垮到抗战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到了历史的的临界点,也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升了。就是这个意义这是中国由衰转盛,衰到极点了,就到头了,到头了然后就由衰转盛了,从此中华民族走的线就是上升的曲线。其意义特别重大。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非常艰难,你看像日本是个岛国,其现代化就走向了扩张的道路,他的转型的时间其实是跟中国相差不多的,就是在19世纪中叶,它向西方学习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转型相对顺利。但是中国转型因为太大,人口多,传统的结构太复杂,转型不是很顺利。但日本转型顺利的反而走向了侵略和扩张的不归路。它就觉得自己是东亚,东南亚的头,他其实一直欺压这些个国家,掠夺这些民族。像在东亚,东南亚发动战争,想在世界上称霸,最终遭到了挫败。

     中华民族走的路是光荣的现代化之路,我们从来没欺负过其他民族和社会,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是光荣的。抗日战争就更突显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我们的国家主权从来没中断过,比如说印度等国家都曾经有过被全面殖民的历史,但我们也没有去殖民和欺负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人民。现代的民族国家分两种,一种是被其他人欺负就亡国了,一种是没转型就被其他殖民,就亡国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才独立。要不然就是转型成功了就去欺负别人了。日本转型成功了,就去把朝鲜半岛也占了。把中国的台湾也割让了,然后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是称霸整个世界,你看他转型成了,就跟西方走的是扩张的道路。中华民族现代化转型有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国家从来就没亡过,你看政府到重庆了,但国家没亡过,中国的合法政府一直有,中国的合法政府一直没亡过,从满清就一直存在。中华民族就从来就没有亡过,我们也从来没有去欺负别人,中国转型现在走向了一个复兴之路,发展的路都是中国人艰苦奋斗的结果,都是中国人努力的结果,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说去欺负人,去压迫人。

    当然中国的道路有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也有转型不成功的众多挑战和困难,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光荣的一面,中国从来也没有欺负过人,也没有把别人国家给灭了,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为光荣的。我们的转型,我们的现代化在国际上是没有负债的,中国在现代化在道义和伦理方面其实是有优势的,我认为这个优势三个方面:

   一是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其他国家,我们不是侵略,扩张,而是尊重其他国家,就是和而不同,文化上具有一种更高的智慧,中国就要求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不强加于人。

   二是以德报怨,抗日战争其实也是凸显了中国以德报怨的品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这么凶残,但你看日本的孤残儿童在中国受到了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社会广泛的关照,这些日本人到今天仍然满怀感激,就说明中国人是一种以德抱怨的精神,是一种人道的关怀。

    三是扶弱抑强,中国始终和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我们始终和弱者站在一起,和世界上的弱者一起奋斗是现代中国的关怀所在,从鲁迅先生就翻译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情谊都说明了这一点。

      和而不同、以德报怨、扶弱抑强是中国现代奋斗的光荣。中国现代化有个最大的长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对世界的历史欠账,日本对东亚各国都有历史的欠账。像日本侵略韩国,给韩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历史的伤痕,反对日本工业遗址进入非遗的反对最强烈的就是韩国,那时有很多韩国劳工,当然也有中国劳工。它对东亚人民有历史的负账。中华民族在挫折中奋起的历史就是光荣的,从来没有欺负人,而是和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个光荣的现代化。五四以来从文化这个角度我们好像很自卑,我们有很多原罪,说我们的有很多不文明之处,那些问题像五四那些先驱者的全面反传统的反思。但其实这是我们的现代化开始得晚,摆脱传统社会的局限比西方晚,其实西方传统社会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他们现代化比我们早,所以我们有一种把时间差误以为是空间差的原罪意识。但是从抗日战争来看的话,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是有光荣的一面,也把我们传统文明的光辉现在凸显出来了。我们过去就是反思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历史负担,有所谓“国民劣根性”。觉得日本人比我们强大,把我们都打垮了,因此有一种“原罪意识”,我们要超越这种原罪意识。所以说原来都说中华民族由于落后,由于当时说的愚昧封闭而有原罪,其实中华民族没有原罪的,我们的民族历史是光荣的历史。不是说我们像被人打败了就是屈辱的,虽然说受到了挫折,但最终赢得了胜利,我们经历的过程对世界都是没有任何愧疚的,对人类没有愧疚的,而是以中国的奋斗证明了中国历史的光荣的一面。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是我们的负资产,而是我们的正资产。

     我们可以看到,抗战时期那些思想家就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就不一样。像冯友兰,李长之,抗战时期的思想家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如鲁迅,胡适等都不一样,中国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他反而凸显了中国传统的光荣,你看像抗战思想家像冯友兰在抗战时写的《贞元六书》,核心的思想是贞下起元,就是一个到了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开始往上走了,那个时候像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中国大半领土都被占领,这个情况不会再有。所以说那个时候,抗战时期的思想家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都有贡献,但是抗战时期的思想家讲中国人的高贵,中国人的勇敢自信。我们失败的很惨,但我们的高贵自信在伦理上是比日本强大的,在伦理上和价值观上是有优势的,我们民族的精神是辉煌的。从中华文化毕竟是东亚文化的源头,它的文化有很强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力没有垮掉,经过这样艰难过程都没有垮掉。所以李长之当时的名著题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兴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人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提供了历史的条件。抗战是中华民族光荣的一页,也是中国文明新的起点。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冯友兰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对抗战的胜利的意义有深刻的表述:“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

   我们应该在前辈的奋斗的基础上,把国家带到更高的平台,为世界和人类做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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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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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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